巴塞尔协议内容王胜邦——巴塞尔Ⅲ最终方案：背景、内容和启示( 四 )

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方法的改革
如图1和图2所示，操作风险资本计量方法从3种减少到1种，未来所有银行都将采用新的标准方法计量操作风险资本要求(ORC)。新的标准方法是一个高度简化的监管模型，它考虑了单个银行的业务规模(BIC)和操作风险的内部损失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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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由三部分组成:净利息收入(利息收入-利息费用)、服务收入(服务收入和费用取值较大)、交易收入(损益取值较大)。如表5所示，在新的标准方法下，商业智能从小到大分为三组，对应不同的边际资本系数，从中可以得到单个银行的BIC。边际资本系数具有渐进性。这意味着随着银行规模的扩大，业务复杂性增加，操作风险事件发生的概率和相应的损失以更快的速度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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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提高风险敏感度，新标准方法引入操作风险损失乘数(ILM)来调整BIC，以反映银行的操作风险管理水平。从上面的公式可以看出，ILM取决于单个银行的操作风险损失与BIC的比率。如果前者大于后者，ILM大于1，操作风险资本要求上升；相反，当ILM小于1时，操作风险资本的要求降低。为了降低银行的实施成本，《最终计划》规定:对于商业智能低于10亿欧元的小银行，ILM为1；同时，各国监管机构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将其他银行的ILM值设为1。
最终计划的实施时间表
巴塞尔委员会量化影响衡量(QIS)结果显示，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改革对银行业整体资本充足率水平影响不大，基本符合GHOS会议“不会大幅提高银行业整体资本要求”的预期。根据“最终方案”，71家银行集团(一组银行指一级资本超过30亿欧元的国际活跃银行，包括27家G-SIBs，其他银行为二组银行)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框架改革导致最低要求资本(MRC)(MRC指按照各国监管当局规定的资本充足率和杠杆率最低要求计算的单个银行应持有的最低资本量。MRC下降表明改革对银行有利，意味着资本充足率或杠杆率上升；相反，改革对银行不利，资本充足率或杠杆率降低。由于杠杆率是指一级资本与风险敞口的比率，为了保持可比性，本文中的MRC是指商业银行应持有的最低一级资本数量，42家二级集团银行的MRC增加了0.2%。但均值掩盖了不同银行之间的巨大差异。受益最大银行的MRC降幅高达46.6%，接近一半；受负面影响最大的银行的货币供应量增加了52.2%。为了平稳机构改革对部分银行的影响，巴塞尔委员会将最终计划的实施时间从2019年推迟至2022年，为行业预留足够的准备时间。
进一步分析表明，与巴塞尔新协议相比，最终计划框架下内部评级法的风险权重与标准法的风险权重之比下降了约3个百分点，一组银行从63%下降到60%，一组银行从54%下降到51%，实施内部评级法的资金节约效果超过40%。这说明《最终方案》中设定的72.5%永久资本的底线，将显著提高部分银行的监管资本要求。最终方案实施后，一批银行中受资本底线约束的银行比例由19.7%上升至32.4%；二组受资本底线约束的银行比例从11%上升到22%。由于资本底线的约束效应显著增强，对不同国家的影响也有较大差异，为了尽快达成共识，巴塞尔委员会决定从2022年起给予资本底线5年的分期期限(见表6)，在过渡期内，各国监管部门可以自主决定是否对资本底线的引入导致的风险加权资产增加设定不低于25%的上限，以减轻对部分国家的负面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