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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塞尔协议内容 王胜邦——巴塞尔Ⅲ最终方案：背景、内容和启示

作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快速产物，2010年12月17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协议三:增强银行和银行体系稳定性的全球监管框架》(以下简称《巴塞尔协议三》2010年版)，强化了资本工具的合格标准，提高了对资本充足率的监管要求，但仍采用了《巴塞尔协议二》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框架。经过7年的研究讨论、影响评估和复杂博弈，2017年12月8日，巴塞尔委员会发布了《巴塞尔协议三:后危机改革最终方案》(以下简称《最终方案》)，对巴塞尔协议三2010年版进行了补充和修订，核心是重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监管框架。最终方案的发布标志着巴塞尔委员会完成了资本充足率监管三大基本要素的改革进程，即资本工具资格标准、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和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后危机时期国际资本监管规则改革的尘埃将对全球银行体系的运行产生持久而重大的影响。
最终计划的背景
资本充足率是资本与风险加权资产(RWA)的比率。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是资本充足率监管的技术核心，也是资本充足率监管总体框架的基础。风险加权资产的重要性可以从四个角度来理解。首先，从资本数量的角度来看，风险加权资产的大小决定了在建立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时，单个银行资本数量的下限。第二，从商业银行行为的角度来看，采用不同的风险加权方法不仅会导致计算的资本充足率不同，还会对商业银行的经营行为产生影响。使用监管部门规定的风险权重计算风险加权资产，与银行衡量和管理风险的实际方法和能力不符，可能对银行造成不当激励；使用基于银行内部风险模型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以下简称“模型法”)可以提高监管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性，但也为银行利用内部模型实施监管套利提供了机会。第三，从监管部门的行为来看，简单风险加权法具有可重复性、可比性和可验证性的优点，监管部门可以很容易地保证计算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然而，在如何确保风险加权资产计算的谨慎性和可比性方面，模型方法向监管当局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第四，从竞争公平的角度来看，采用不同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会导致不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无法比较。即使银行采用模型法，模型假设、模型方法和数据库的差异也会导致不同银行的资本充足率计算结果存在巨大差异，从而导致不公平竞争。
从巴塞尔协议的演变历史来看，巴塞尔一号框架下各类资产的风险权重由监管部门指定，计算过程简单透明，但过于粗糙，风险敏感度不足。随着风险计量技术的发展，在行业的推动下，《新巴塞尔协议》在计算风险加权资产时给予商业银行更多的选择(如图1所示)，特别是允许银行使用内部风险计量模型方法(包括信用风险内部评级法、市场风险内部模型法和操作风险高级计量法，以下简称“模型法”)计量风险加权资产，以提高资本要求的风险敏感度。

巴塞尔协议内容 王胜邦——巴塞尔Ⅲ最终方案：背景、内容和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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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是监管体系的试金石。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在理论上建立并受到业界尊重的表现在危机期间受到了批评，巴塞尔资本监管框架的公信力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质疑和挑战。
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方法过于复杂。1988年发布的巴塞尔一号文本只有30多页，2016年发布的巴塞尔二号文本有330页，包括后续补充规则和解释性文件，近1000页，其中70%与风险加权资产的计算有关。复杂性是监管规则适应市场变化、增强资本要求风险敏感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国际规则制定过程中有关各方角力和妥协的产物。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复杂性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的层次性。每种风险都有几种可供选择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初衷是为了扩大新巴塞尔协议的适用范围。简单方法适用于中小银行，模型方法适用于大银行。但银行可以有选择地采用有利于自己的风险加权资产计量方法实施监管套利。值得注意的是，同一风险的不同风险加权计量方法在逻辑上是不一致的。比如信用风险标准法下，风险权重只取决于债务人的外部评级；在内部评级法下，风险权重不仅与债务人的偿债能力有关，还与特定债务的结构特征(是否存在担保抵押、担保抵押的类型、债务的期限分配)密切相关。第二，风险加权资产计量过程的复杂性。在巴塞尔协议一框架下，信用风险加权资产的计量只需要多个监管机构规定的资产负债表数据和风险权重，计量过程简单、可重复、可验证；在新巴塞尔协议内部评级法框架下，银行需要收集大量内部数据(甚至包括外部数据)，以估计违约概率(PD)、违约损失(LGD)、违约风险敞口(EAD)和到期日(M)等风险参数。为了计算资本充足率，大型银行需要执行超过2亿次的计算。复杂的计算过程对商业银行和监管机构的资源和能力提出了巨大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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