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与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与铁血大帝的文艺追求( 三 ) 大帝

【腓特烈二世腓特烈与启蒙运动：启蒙思想家们与铁血大帝的文艺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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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正在开会
出于对普通人的同情，腓特烈大帝下令严格禁止折磨囚犯。在继承王位之前，腓特烈大帝因试图叛逃英国而被捕入狱，并遭受体罚，留下了终生挥之不去的心理阴影，因此饱受折磨。在他看来，处决前折磨囚犯尤其是一种“可怕且无益的残忍做法”。据说他在跨马行军的时候从来不戴马刺，或者问为什么，他回答说:找个叉子插在肚子里，你就知道为什么了。此外，他的仁政还体现在他对王国各种弱势群体的同情，如被盗的流浪者、溺婴的妇女、犹太人和同性恋者。当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即使是盗窃等轻罪也可能被判处死刑，但在普鲁士，腓特烈大帝每年签署的处决令不超过12个。
腓特烈大帝的宗教政策也符合启蒙思想。莱辛在担任柏林科学院院长期间被选为院士。这位开明的哲学家以倡导宗教宽容而闻名。在《智者丹娜》这部剧中，莱辛通过剧中人物之口声称“使一个人有价值的不是他个人掌握的真理，而是他为追求真理而付出的辛勤劳动。他的力量不在于他拥有真理，而在于他对真理的追求。”——这一论断无疑对任何自以为是的宗教真理都具有强烈的颠覆性。感受到历史上历次宗教战争带来的灾难，腓特烈大帝始终主张各教派和平共处。早在继位前一年，他就在《重新思考罗马帝国的衰落》一文中决定，东罗马的灭亡应该主要归咎于宗教冲突。继位后，他下令在弗里德里希花园修建天主教堂，与新教教堂并肩而立，并明确宣布了宗教宽容的国策，这在欧洲新教王国中是绝无仅有的。在《政治意愿》中，他也不止一次重申:“没有一个国家，它的公民会有相同的宗教思想，他们完全不同，有不同的教派...宽容是社会的一种优势，它建设了这个社会，宽容也是民族幸福的源泉。在宗教信仰自由的地方，人们平静健康；哪里有宗教迫害，哪里就会导致血腥、持久和毁灭性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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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雷德里克和伏尔泰
第三，自上而下的开明专制
与宗教宽容政策相对应的是腓特烈大帝刻意营造的宽松社会环境。他废除了审查制度，鼓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他相信康德的名言:“作家的自由是人民权利的唯一保障。”而他的名言是:“我做我想做的，人民说他们想说的。”按照康德的说法，这是腓特烈大帝文化自信的表现:只有开悟了自己，手里有庞大军队的君主，才敢让每个公民“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也是腓特烈大帝时期开明专制社会的一大特点。按照政治史学家的观点，他“咨询民众”的内部咨询机制给了公众参与政治的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在未来已经具备了“替代议会”的功能，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
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下，人们不仅有言论自由，还享有结社自由——在腓特烈大帝的支持下，“星期三协会”等政治俱乐部充斥着各种流言蜚语、嘲讽和猜测，成为“法外之地”。以1773年耶稣来到Pub事件为例:当年，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等国的压力下，教皇宣布废除耶稣会。后者成了一只走失的狗，但腓特烈大帝不顾舆论，命令耶稣会士在此避难。在他看来，教育是普鲁士的头等大事——国家的未来取决于下一代的发展。但是，由于连年奋战，各级教师供不应求；在一些学校，他不得不雇佣一些年老体弱的老兵来填补空缺。耶稣会依靠教皇权横行欧洲各国，不得人心，但其传播知识、普及教育的成就却是举世公认的。在腓特烈大帝的推动下，普鲁士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普及全民教育的国家。19世纪后，普鲁士教育在世界上首屈一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腓特烈大帝的英明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