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58年，狄更斯终于被婚姻折磨，这促使他在创作《双城记》时致力于研究卡莱尔的法国大革命。他的历史观很大程度上受到卡莱尔的影响。他写《双城记》的时候，要求卡莱尔提供一些原始资料，供他参考。“卡莱尔嘲弄地从伦敦图书馆挑选了两卡车书，送到他家。他既感激又惊讶。然而，当他逐一阅读这些书时，他越来越钦佩卡莱尔抓住了这些书中的要点，融进了他那充满硝烟的杰作。整本书燃烧了战争的本质。“狄更斯把《双城记》中人物的命运融入到历史进程中，或多或少用个人的思想来解释。乔治·吉辛批评说:“狄更斯没有真正的历史知识，不理解历史意味着什么。”虽然这种评论过于苛刻，但狄更斯对“善恶”的思考和判断确实在很大程度上更加感性。他的小说不够系统，他的哲学理论不够深刻，这也是事实。例如，在对德伐日夫人领导的雅克城市骚乱的描述中，“狄更斯把它比作海水、人浪、人声的波涛，就像海水撞击堤岸...住宅着火了，房子被灯光照亮，星星之火，瞬间燎原...这一切是如此可怕和残酷”。文字充满了夸张符号的浪漫叙事技巧，描写的德伐日夫人形象流于表面，过于华丽和神话，未能让人真切感受到真实的历史撞击地板。
除却感性的批判，狄更斯对德伐日太太复仇的疯狂也给予了理智的同情，没有盲目责备她的过激行为，这让德伐日太太“穷凶”的形象又多了一层“缺乏凶到底”的意味——是“由于德伐日太太自幼受到郁结的受害感和不共戴天的阶级仇恨的影响”才激起了她复仇的疯狂。在达奈被捕之后，在天使露西与魔鬼德伐日太太的相遇和对话中，狄更斯从怜悯的角度宽恕了她，给了她表达悲苦的机会：“‘妻子、母亲’，我从我们和这个孩子一样小，甚至更小以来，就见惯了的，不是一直很少人为她们想想么？我们知道她们的丈夫和父亲被关在监狱，音信全无，不是够多的么？我们整个一生，不是看到我们的同姓姊妹和她们的孩子怎样受穷、无衣、饥渴、害病、悲惨、受尽一切压迫和轻蔑么？”一连串的反问包含着浓烈的社会批判意味。她倾诉了下层人民的苦痛，控诉了贵族残酷的压榨和暴虐，同时也从一定程度让读者感受到她满是伤痕的心，曾经被揉得破碎不堪如今却不得不坚硬无比的悲哀。铁面女也曾有无尽的悲悯，只是这悲悯转而为愤怒，腾空燃起革命反叛的火，发誓要烧得连悲悯也消失才好，这让人对她心存惊悚之意。其中又糅合了狄更斯早年的悲惨经历以及他对不幸者的深切同情，这就使“穷凶”的意蕴丰富起来。
第三，作家在女性形象建构上的偏见和时代局限
从人物形象数量上看，狄更斯是创造人物的大师。根据米歇尔·斯莱特的统计，狄更斯十五部长篇小说共塑造了621个人物，其中男性391人，女性230人。如果一一筛选对应，那么他们所反映的生活面几乎可以涵盖基本的现实范围。他们当中有虚荣享乐的浪荡子、圣诞老人似的福星、在边缘社会挣扎的多余人，也有贵族、教师、医生、儿童、家庭主妇、生意人……对于狄更斯来说——他在《鲍兹随笔》中写道：“我宁愿让自己信笔直书，在更广阔的范围里来描绘英国的风云和人物。”因而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物生气洋溢、性格复杂、身形各异，既掺杂道德的因素，也涉及政治、阶级、经济等各种层次的问题。在早期小说中，他们多是比较单纯的好坏对立；随着中后期小说的成熟，人物描写的重点则更有渗透到人物的内心深处去的倾向。《双城记》作为狄更斯晚年长篇小说首屈一指的杰作，两位女主人公的形象塑造相当程度地反映出作家思想逐渐成熟、深刻的过程，不乏优点。但不论是完美的露西还是穷凶的德伐日太太，在本质上仍然未脱离“狄更斯式人物”的道德善恶论，好坏仍然是鲜明的，在塑造人物形象，尤其是女性人物形象道德层次外的个性浓厚方面，狄更斯比起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作家确实要略逊一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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