朵拉摘星星 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双城记》女性形象

作者简介:傅守祥,男,浙江省高校“钱江学者”特聘教授,温州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世界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

【朵拉摘星星 女性主义视域中的《双城记》女性形象】摘要:《双城记》是世界文学经典,也是狄更斯晚年的代表作。它聚焦于法国大革命前和大革命期间巴黎和伦敦的社会危机和人民动乱。小说细腻地展现了各种女性的性格、命运和现实,全景式地呈现了那个时代社会道德对女性的规训和漠视,其中露西和德伐日夫人成为代表至善至恶的女性群体形象的两端。与同时期法国作家雨果和司汤达笔下的女性相比,《双城记》中的女性具有鲜明的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观特征。从女性主义视角细读文本,以现象学还原的精神追溯人物原型,解剖社会偏见,探究作家在构建露西和德伐日夫人形象过程中的偏见和时代局限,进而发现完美露西的幻象和德伐日夫人的凶残是无法救赎的。
关键词:《双城记》;女性主义;女性形象;维多利亚时代
自18世纪以来,工业革命使资本主义得以突飞猛进地发展。一方面展示了新资产阶级积极变革的思想力量;另一方面,它以惊人的速度践踏着人类的道德底线。当各种思想相互碰撞时,文学界低俗暴露的文学一时盛行。狄更斯当代小说家雷诺兹的《伦敦的秘密》在各大报纸上连载已久。“几乎每隔一页都充斥着暴力、色情和悬疑”,其受欢迎程度甚至超过了狄更斯的作品。但是,时间的考验证明,卖得好不等于流入。为了得到中产阶级主流读者的认可,传世作品绝不能让少女脸红。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资产阶级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将16世纪以来的英国清教徒道德发展到了顶峰,虽然他们实际遵守的道德是另一回事;维多利亚时代道德的深厚传统要求文学作品更加强调其道德意蕴,成为指导日常道德行为的“实践神学”。
一、俗约束缚下的“美”:传统道德与现世灵性
杰出的小说家狄更斯深谙维多利亚时代的道德意义,其作品所倡导的“美”也与当时社会所倡导的道德理想有着内在的一致性。曼彻斯特主教曾评价狄更斯“成千上万的手稿中,没有一页不能交给一个孩子”,肯定了他及时的道德文学。为了在《双城记》中塑造出让主流价值观怜惜和倾心的女神形象,狄更斯极力避开一切可能让她产生玷污嫌疑的地方,思索露西对外交大臣和人物的描写:男人们用沾满泥土和灰尘的真实面孔触摸着雾和雨的现实,而其他农村女农民则用矮小臃肿苍白的身体活在世界上, 但是只有露西有一头美丽的金色长发和一双迷人的蓝眼睛,即使面对令人发指的罪行。 她治愈了Magnet医生18年来对动人特质的执念,让“多余的人”卡顿找到了生命的价值,用爱和安慰持续支撑着大爱。“健康、希望、自信、教育、善良”是狄更斯女神形象的重要内容。
然而,道德上过度考究的“完美”形象在艺术上难免存在瑕疵甚至失败。当抛开道德热忱,以理性的目光来考量露西在小说中的人物构架和生存逻辑时,这位完美女性就像维多利亚时代穿衣镜上的一口呵气,“虚幻”地消失了。女性主义思想家波伏娃说:“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其指出了社会环境对女性形象塑造的重要性。而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却对露西的成长背景和逻辑形成进行了大面积的模糊和省略。露西十八年的“成长”一笔带过;十八年后,却突然以“天生”的天使形象“复活”了她的亲生父亲。小说的描写林林总总,但对露西的细节刻画却相当吝啬,既看不到她对父亲的“伺候”,也没听到她有效的话语“启迪”,直到每次抵不住高压昏眩过去之前,才不断重复地说出“亲爱的,为我祈祷吧”和“你的开心也是我的开心,我爱你”之类的台词。露西自小无母,生父又不在身边,唯一“亲人”就是善良的女管家普洛丝——这个被弟弟骗去所有钱财的泼辣妇女却对露西关怀备至,像一只永不离身的看门狗,是露西的防身盾。当时英国的《本特利杂录》《新月刊杂志》《笨拙画报》等许多喉舌杂志都曾对此类“财产水平尴尬”“生存状态处于社会边缘”的人物进行过翔实、生动的记录,他们大多都像女管家普洛丝一样身居低位、行为笨拙、目光狭隘、职业卑微,总是出乖露丑,充满喜剧色彩;也有的像小杰里和老杰里一样,孩子随着父亲走上一条“老实的生意人”的道路。露西在“卑琐”人物和“边缘”环境中成长,却未沾染其中的逻辑和性格,反而“天生”如闺范妇德的摩刻,拥有最高尚的情感和最仁爱的悲悯,不合乎人物“生成”之“真”。狄更斯刻画露西太过程式化,抽象的妇德观念必然会给女性形象的生动塑造造成一定的损害,造成露西式“完美”的虚假与虚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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