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小说的省略能给读者带来浪漫的想象或诗意的怀旧，那是好的，但在维多利亚时代的省略中，我们看到的是虚幻的道德程序。失去细节记忆和逻辑扭曲后，真正的情感也失去了灵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例子是“宫廷遇露西再为爱晕倒，酒店遇卡顿为爱而死”的情节。在这个紧张的包转计划实施之前，狄更斯安排露西再次晕倒，并陷害她去乞求卡顿救她的父亲，至少避免了三层女性道德败坏的嫌疑:一是吸引人们的牺牲；第二，一个已婚女人乞求一个自己的崇拜者在道德上有些腐败；第三，如果你张开嘴，激烈的话语会破坏她温柔的形象，伤害你最好的朋友。所以，在危险面前晕倒，说明露西的善良缺少一种主动的人性。她只是呆在原地。即使丈夫要被送上断头台，她也只是在女性规范的范围内行动，遵守女性道德。“像露西这样只负责晕倒和解决问题的女性形象，在狄更斯的小说中有很多，几乎每部小说中都可以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其实是缺乏温柔的结果。“当然，这也是习俗束缚的结果。太多的禁忌和扭曲将人性之美封存在露西的女性形象中。即使狄更斯在小说中接连设置了三个追求者，分别映衬了露西的纯真、圣洁和女性美，但小说中高呼仁、为力而晕的戏剧性话语，更像是套用了传统道德理想和现实价值标准对善与美的公式，难以引起人们的共鸣。这种抒情直截了当、粗制滥造，与狄更斯笔下“伟大灵魂”的女性形象背道而驰。朱宏在评论《双城记》时说:“那个‘多余的人’卡顿最后哭了，与其说是为爱而死，不如说是在人道主义的眼泪中死去。”这从侧面指出了道德情感的精神缺失。
实际上，萨克雷在其《彭坦尼斯》序中也抱怨过小说家所受的限制，说“我们这些作家当中没有一个人能最充分地描写一个男人。我们不得不遮遮盖盖，赋予他以规范化的品格。我们的社会就是容不下艺术中的自然”。虚伪道德波及语言习惯，甚至到了破坏作品艺术性、灵性的程度，这在男性人物形象中存在，在女性人物形象中更为严重。《双城记》塑造的完美露西形象一直被道德传统和现世价值支配着，成为“夫道中心”的附庸物、妇德闺范的蜡像。狄更斯有计划地剥去露西身为女性的“真实”，用乡规俗约道德的“虚幻”来填充，以适应维多利亚时代资本主义主流读者的阅读取向。而在经过俗约标准的雕刻后，被剥去和省略的不再是浪漫，不再是对读者余韵想象和解读空间的尊重，相反，简单的二元对立、天使形象的平面夸大是对艺术思想价值的软化，是在经过明丽的包装后灌输给中产主流读者的一碗道德迷魂汤。
露西形象的典型特征是出生在长期的男权制度下，她的“幻觉”来自于长期男性中心的压迫。在“何”的叙事力量下，露西走上了“贤惠”女性的模板，接受着虚假道德的打磨，成为被市场和时代所追随的教科书经典和仁爱典范。每个人都愿意认可她无瑕的道德善良，却没有人记得“她”被淘汰的“女人”的存在逻辑和生存基础。中心话语权力的笔杆刻意省略了“她”的历史和精神，进而逐渐抹去了“她”作为时代女性的真实生活和情感。完美露西形象的诞生，意在满足传统的道德理想和现实价值标准，让这个形象实现它的“美”。小说的讽刺之处在于，当“世俗之美”成功时，媒介空但粗糙的幻影美形象阻碍了“她”在人性的花园里自由歌唱，剥离了“她”、“真美”、“真善”的权利，抽走了“她”足以“不昏”的生命力，使她
二、经验改造下的丑：家庭不幸与感性历史观
了解狄更斯的人都知道，狄更斯的家庭生活充满了起起落落，但他一直重视家庭的完整。狄更斯的父亲是一名海军军需官，年薪200多英镑，足以算是当时生活滋润的中产阶级。狄更斯在英格兰南部的查塔姆度过了他最美好的五年童年，然后他的家人经常因为他父亲的挥霍无度而陷入困境。为了谋生，他甚至在12岁生日那天被母亲送去皮鞋和油厂当童工。这段经历对他伤害很大。狄更斯的母亲对她的孩子漠不关心，作为家里的长子，他得到的照顾很少。他体内积累的愤怒影响了他后来的婚姻和家庭。当他设法与一位年轻、美丽、温柔、随和、有一定社会地位的妻子和家庭主妇生活在一起时，他逐渐发现妻子凯瑟琳才华平庸，性格古怪，这对他的创作生涯毫无帮助，这让他在婚后的家庭生活中每天都感到阴郁和烦躁。后来，他在自传《大卫·科波菲尔》中提到了这些不幸的经历。对现实的不满甚至导致他在书中安排了朵拉的早逝，结束了一场夫妻无法提前适应彼此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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