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的颁布，标志着岗位法官办案数量折扣正式合法化。打折的案例是“审判事项”，对应的保留意见是“其他事项”。也可以说，岗位法官的“其他事”而非“审判事”的改革逻辑已经正式确立。
改革的逻辑如此混乱，能否保证正确的改革效果？
第三，“其他事情”为什么这么难？
上述矛盾在理性和理论层面都非常明显。然而，为什么真正的改革在“其他事情”上如此难以割舍？
也许这些问题困住了改革者的理解和思考:
为什么法院院长不能既是法院院长又是岗位法官？
既是法院院长又是邮政法官不是很好吗？
如果医院院长拿不到工资，或者当不了院长，岂不是很大的损失？
要么当法院院长，要么当岗位法官，这是正确的改革姿态吗？
其实这只是为了维护或最大化法院院长的利益。我们不反对这种维护和最大化“本身”。
毕竟这个群体顺应、增加或者最大化这个群体的利益是一件好事。绅士是个好人。在这个前提下，自然是第一个“希望”能够如此。
但是，法院院长的“其他事”不涉及其他岗位的法官吗？这只是总统自己的事吗？
如果你这样想，问题可能就复杂了。“法官裁判、法官负责”是否符合岗位制度改革的初衷和司法责任制改革的基本要求？当岗位制面临法院院长是否有薪酬的问题时，我们是否有足够的理性，避免因对法院院长职位偏执的情感冲动而对整体改革缺乏统筹考虑？
简要分析“其他事物”可分为三类:
审批司法事务和领导意义上的“其他事情”。这种事情基本上已经被本轮司法改革明确否定，很难在“其他事情”上站稳脚跟。院长不得签署、批准未参加合议庭的案件的裁判文书，意味着司法事务领导管理意义上的签署、批准权不复存在。签批权成为普通职务法官的司法权。所以“其他东西”很难容纳这样的东西。
监督意义上“其他事情”。如果学院院长既是岗位评委又是岗位评委的监督者，显然包含了运动员和裁判员的双重身份。“自我”是自己承担案件的监督人，相当于“监督自己”。为了科学监督和岗位法官之间的公平，应该打破这种身份重叠。如果他是主管，冰不是岗位法官。因此，既确定法院院长对职务法官的监督地位，又允许法院院长成为职务法官，是一种改革逻辑。监督在“岗位法官”的“其他事物”中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其他事”主要是司法和行政事务。比如审限的延长和拘留罚款的决定权，自然是院长的职权，不涉及其他法院院长的“其他事”。任命审判长等程序性事项也可视为司法行政事务。
这些事情不需要饱和的专业知识。此外，其他“其他事情”不需要法律专业知识。例如，在岗位制的实践中，一般认为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不能担任岗位法官。如果支付了这笔款项，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必须被免职。都说政治工作这么重要，为什么政务室主任不是岗位法官？政治部非法官主任能做好法官的政治工作吗？当然没有问题。我们可以在这个问题上达成共识。然而，对于同一问题的另一种形式存在混淆。法院院长职责中的大部分“其他事情”也可以由不是法官的法院院长来完成。例如，组织、协调或主办司法统计、各种会议、通知等。这些以司法行政事务为重点的“其他事”，已经不适合岗位法官，应该与岗位法官分开。就像政务室主任一样，工资要“拿掉”。
简单分析，受岗位法官独立性的影响，如果否认存在不科学的监督，“其他东西”根本不需要饱和的专业知识。这与作为法官的领导者在案件控制和决策的“其他事情”中必须具备的专业知识大相径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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