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西方哲学史的人，往往对西方两千多年的哲学发展有这样的概括，要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要么是感觉论和先验论的对立，有时候这两种观点又交织为观念论和实在论，唯名论和唯实论，经验论和唯理论 。 这类划分模式一直延伸到今天的英美经验主义和大陆思辨哲学 。 但人们比较忽视的是另一种划分维度，即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 。 这一维度遭到忽视并非没有道理，因为它在西方哲学史中的确属于一种比较隐性的维度，而且本身往往超出了哲学的范围而与宗教神秘主义结合在一起，与理性和信仰的关系纠缠不清 。 西方人一谈非理性，就和神（诗神、爱神、酒神或上帝的启示）有关，而与哲学无关了 。 在这方面，倒是中国哲学史中对这一矛盾倾注了更大的注意力，包括言意之辨、顿渐之悟、以诗喻禅和“象思维”等等 。 西方哲学中完全打破传统、重估价值的人是尼采，他首次抛开以往那些对哲学史加以概括的陈旧框架，而创造性地从古希腊哲学中挖掘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神”这一对范畴来描述西方哲学的进展 。 自那以后，西方哲学中一直处于隐性的非理性主义开始浮到面上来，与传统的理性主义的主流形成分庭抗礼甚至常常取而代之，直到后现代思潮使非理性主义成为时代的显学，使这一两分格局被确定为考察西方哲学史的常用框架 。
当然，不能不承认，理性主义是西方哲学两千多年发展的主导方面，而非理性主义则是其附属方面 。 尽管后者在少数哲学家那里也可能成为主要的倾向，但就连这些哲学家也不能完全放弃理性主义的基本叙述模式而接受东方的“象思维” 。 西方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通常都是在理性思维的基础上再上层楼的结果，并且整个是靠理性思维来支撑的 。 正如胡塞尔一针见血地指出的，从现象学的角度看来，一切非理性哲学其实都还是理性的 。 在西方，要么是理性，要么不是哲学，理性和哲学几乎成了同义词，如中世纪的“双重真理”说就是指“哲学真理”（理性）和“神学真理”（信仰） 。 这种情况的形成，应该说首先与柏拉图有关 。
在柏拉图以前，西方理性精神正在形成，它与非理性的东西还处于外在的关系中 。 西方理性主义的滥觞是毕达哥拉斯，但他同时又是一个神秘主义者和宗教团体的教主，他的数学世界观和他的宗教信仰并行不悖 。 赫拉克利特提出的“逻各斯”把毕达哥拉斯的数学的合理性扩展到了概念的合理性，他的有些说法显得很神秘，但其实是一种更高级的理性主义，他借助于“神”（“神圣的逻各斯”） 来渲染这种高级理性，但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信仰，而是辩证理性 。 至少对于当时所信奉的神来说，他是无神论的 。 埃利亚派则将逻各斯定型为存在和一的学说，更是在哲学中排斥了神，顶多像塞诺芬尼那样把自己的最高范畴解释为一种“否定神学” 。 早期理性主义的这种渎神的倾向在智者派那里达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但这种逻各斯中心主义的理性主义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变成一种语言的诡辩和技巧了 。 拯救这种理性主义的是阿那克萨哥拉提出的“努斯”（即“灵魂”） 学说，它上承赫拉克利特的辩证理性，下接苏格拉底的灵魂超越，为一种新型的逻各斯注入了活力 。 但他的努斯还处于整个世界之外，如何能够用来说明这个世界的事物？必须将努斯的能动性引进这个世界来解释万物的形成和运动 。 这就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的工作 。 这是首次在哲学本身中建立了理性主义和非理性主义的统一模式 。
最初，苏格拉底对努斯灵魂的解释是非常朴实和日常的，它就是人的目的性，以及以人的目的作类比而扩展到万物身上的一种宇宙观点，几乎没有什么神秘的东西 。 它听起来非常合理，甚至比阿那克萨哥拉的努斯更加合理 。 努斯不仅是处于整个世界之外，而且按照自己的原则来推动宇宙万物，就像人的活动都有一个目的一样 。 因此努斯不单是宇宙的推动力，而且是宇宙万物所追求的目的，是一种万物努力向上追求的力 。 就人来说，它体现了人超越现实事物而达到更高、更“好”的目的的一种自由意志，因而是人的一种“美德” 。 当然这种美德的目的仍然是神，但这个神是合乎理性的神，不仅合乎逻各斯，而且代表善的目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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