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时，湖北新军军官黎元洪早已被起义士兵连劝带逼拉出来发号施令，并且控制一方 。 辛亥革命的高潮就是在革命的客观条件已经具备而主观条件很不充分时兵临城下 。 正因为如此，最早规劝重兵在握的袁世凯做“汉族的华盛顿”的不是别人，恰恰是武昌首义中人 。 连指挥武汉保卫战的黄兴与正在欧美忙于外交努力的孙中山也都希望袁世凯“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 。 当然，对袁世凯的厚望取代对他的警惕，同革命党人狭隘的反满民族主义也不无关系 。 但是，如果革命党人自身的力量比较充足，何需俯仰依人？
如果说群众基础的薄弱导致了革命党人力量的单薄，那么，革命领导群体内部的四分五裂就严重地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无异于自毁长城 。 中国同盟会作为辛亥革命的领导核心，固然集中了许多出类拔萃的民族精英，但一部同盟会的历史几乎又是一部分裂史，后者就在较大程度上削弱了原本并不强大的革命力量，令人扼腕 。
君不见，同盟会成立还不到两年，革命干将章太炎与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之间就因经费问题产生误解，乃至互相对骂，而且一发不可收拾 。 在宋教仁、谭人凤、陶成章等人与孙中山之间，也是矛盾迭出 。
同盟会的第二号人物黄兴因国旗式样问题而提出异议，孙中山听不进不同意见，彼此吵得面红耳赤，互伤和气 。 虽然因为黄兴主动让步，两人得以和好如初，但革命巨匠孙、黄之间的争吵本身所带来的消极影响并未由此而日出冰融 。 从1907年上半年开始，东京同盟会总部就已名存实亡，一直不曾以组织的名义全面发动和统筹安排 。 而在此期间，同盟会会员张百祥、焦达峰等人以“共进会”的名义在东京另树一帜，孙中山则于1909年11月宣称，他已在南洋重新组织团体，“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 。 次年2月，孙中山还首次打出“中华革命党”的旗号，并将同盟会的16字纲领稍作改动 。 与此同时，章太炎与陶成章也不甘示弱，重新挂出“光复会”的招牌，争相发展会员 。 同盟会的瘫痪状态一直延续到1911年反清革命高潮的到来，严重地影响了革命党人与袁世凯、黎元洪等政坛老手对阵的底气与力量 。 及至革命成功，各路革命者也不曾从革命的大局出发，迅即汇聚在孙中山、黄兴为核心的革命领导集体周围，共渡难关，而是隔岸观火，甚至幸灾乐祸，最突出的莫过于原湖北革命骨干孙武主动与黎元洪握手言欢，却同孙中山、黄兴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过不去，堂堂首义之区却成为袁世凯谋求帝制复辟的呼应之所 。 显然，革命队伍内部的团结是何等重要！
难以逾越的财政危机“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此话一点也不假 。 无论是部署繁重而艰巨的北伐任务，还是维持百废待兴的南京临时政府日常工作，样样都需要经费，虎踞龙盘的南京城却是“库藏如洗” 。 孙中山回国之前，南方革命阵营就传闻他带了巨额华侨捐款，指望能充作军饷大干一场，许多革命同志与各路将领都是把他当作财神爷而伫候于上海码头的 。 无论是在孙中山登岸之时，还是在他当选临时大总统之日，都有人直截了当地向他提出同一个问题：带了多少钱？当他如实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闻而失望者却不乏其人 。
南京临时政府在名义上统辖响应武昌起义的省区达10多个，却得不到各省都督的财政支持，孙中山衷告“各省贤达有为之都督、司令及百有司”，“将应缴部款从速完缴”，应者寥寥 。 孙中山、黄兴等原本希望让头号资本家张謇出任财政总长，让他协助缓解财政危机，他却坚决不干，只勉强答应担任实业总长，而且长期住在上海，不愿到南京来办公 。 当时，张謇还兼任两淮盐政总理，他多次致电孙中山，坚决反对动用盐税去解决军饷困难，一点也不愿为革命元勋分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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