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学评论 《城乡社会学评论》第一辑( 四 )


“点和线的总和就是表面”,“表面”其实是更大的社会环境。城乡社会学不能只关注“点”或“线”,而要看宏观的社会结构,尤其关注城乡连续体中的不同形态,如村对居、县对市、开发区、城中村、城乡结合部、大型居住区等。它们呈现出不同的城市化“社会生态”表象,实际上生动地展示了中国城市化的演进过程。城市与乡镇的互动体现在人口、土地、资本、产品、文化、技术、信息、话语等方面。城乡之间的交流和沟通是“面子”的基本形式。因此,无论是解决城市问题还是农村问题,都要回到城乡关系的语境中。
正如波特斯所指出的,城乡之间的迁移围绕着信息、资源和收入的交换,这实际上改变了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社会结构,形成了两地新的规则和文化,迫使两地的社会发生变化,其中许多变化是意想不到的。简而言之,城乡之间的迁移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
“表面的积累就是身体”,这是介绍历史的概念。中国城乡发展过程中个人面临的社会问题或困难,可能需要在时间框架或历史维度上进行解释,因为中国正处于社会转型过程中。如果不了解社会转型的历史背景,我们可能无法完全理解我们面临的挑战。城乡社会学关注的是城乡关系的动态变化,即“变”的一面,但也需要看到中国社会不变的一面。总之,有必要将历史维度引入城乡社会学的理论框架,丰富我们的社会学想象。
“点、线、面、体”这几个字,其实揭示了城乡社会学的不同维度:个体、人际、社会、历史。有了这四个维度,就形成了建构城乡社会学理论的基本线索。
三,城乡社会学的时代使命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社会正在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转型,经济、社会、文化领域的变化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高度重叠和压缩,导致个体焦虑和适应不良。一个明显的特征是工业化和土地城市化的速度明显快于人类城市化,导致所谓的虚拟城市化、半城市化和城市化,出现了许多介于城乡连续体之间的中间形态。这种中间形态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风险,从而避免了大规模的社会动荡,但也形成了中国城乡发展的独特特征,即刘守英等所称的“城乡中国”。这是“乡村中国”和“城市中国”的过渡,预计需要很长时间,这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的关键环节。
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发达国家不一致,与工业化明显落后于城市化的拉美国家也有所不同。在我国城市化进程中,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具有三个鲜明特征:一是“就业驱动”,农业转移人口基本实现稳定就业,在此基础上推进市民化进程。二是“保地权”,依法保障农业转移人口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使农业转移人口既能进城,又能回到乡镇,使其在城乡之间双向流动,依法进退。三是“逐步转移”,从允许“出境”到允许“出境”,再到均等化公共服务,开始放宽落户条件,分阶段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以上三个特点体现了“有序推进”的战略构想。“有序”是指城镇化需要在时间、空资源、价值四个层面进行,在社会的承受范围之内。我们无法走上拉丁美洲的城市化道路,也没有遵循西方城市化道路的时间空背景。这个“序言”需要围绕中国语境中的中庸理性来建立。从推进速度来说,不要太急,也不要太慢。在理顺关系方面,有关各方都可以接受,以免出问题。“促”是指政府、市场和社会组织积极行动,政府在城乡关系调整中发挥主导作用,将市场和社会的力量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城市化才能真正满足人民的需求和利益,否则可能面临不同层次和形式的社会风险。因此,从城乡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当代的挑战是如何实现以社会质量为中心、社会风险在可接受范围内、具有发展特征的城市化,从而实现城乡共享发展,这是城乡社会学的一个时代课题。

推荐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