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娟视频 新冠康复后 我们一家从法国搬到了新加坡( 三 )
我会再次想到这个病的原因，因为受中国疫情影响，和很多中国朋友一样，我们第一个出门戴口罩。每次戴着口罩出门，都需要鼓起勇气面对质疑的目光和躲闪的人群。其实应该害怕和羞愧的不是我，而是他们自己。
当然，大部分民众也只是被政府舆论牵着鼻子走。从2月初疫情初起，法国政府关于要不要戴口罩、如何保证口罩供给，就上演了各种政治闹剧，更不要说前期对疫情的低估和整个抗疫过程中决策的低效。而持续了一年的黄马甲运动，史无前例的退休改革大罢工，都让我感受到近乎窒息的社会氛围。尤其是看到那些本地年轻人消极无望的眼神，我更加坚定了带着孩子离开这里的决心。
然而，目前，我们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坚持每一顿饭，熬过每一个艰难的夜晚，是我们唯一的任务。
也不知道得病的两周是怎么过来的，只觉得每一天都很长，但终究一切都有个尽头。
疾病是骑马而来，但步行而去。虽然我不再发烧，但我总是没有精神，人们有点生病。生病后，我仍然和父母说话。他们不可避免地感到担心。我们每天都被微信问，怕会有后遗症。经过我的再三安慰，他们紧张的神经得到了放松，也表达了对我们一家回到亚洲的支持。
不过，好在我们一家人都康复了，有时想想在这样的非常时期，一家人能平平安安守在家里便是最大的幸福。“封城”后每天在陪伴孩子和琐碎的家务中度过，看着自己精心布置的家，窗外熟悉的街景，偶尔也冒出过岁月静好、不再折腾的念头。可是，对于在外漂泊的人来说，到底哪里才是家呢？掐指一算，这是我在法国搬的第7个家。从学生宿舍，到自己租住的studio，再到一家人的两室一厅和三室一厅；从郊区到市区，再到郊区，又迁回市区。尽管折腾、疲惫，但每一次搬家都满怀着对未来居所的憧憬，期待一个更好的家。
然而，在这片美丽而浪漫的土地上，却缺乏文化和精神的归属。虽然有各种失望，但这个地方终究不是我的安心。
然而，“封城”令下各种手续的办理都遥遥无期。
5月11日，法国“封城令”结束。领事馆和外交部工作的逐步恢复也给了我们一些希望。我们文件的翻译、公证和双重认证程序开始推进。但由于当时机构的工作时间因疫情而缩短，加上之前积压的工作，处理周期大大超过了平时的时限。
还记得我去中国领事馆取新办护照的那天。那是我在巴黎解封后第一次“出远门”，竟有几分激动，反复确认了时间和路线才上路。往日拥挤繁忙的地铁站冷冷清清，站台地面上贴了间隔站位的标志，广播里播报着“新冠病毒依旧在，请大家注意保持社交距离”，地铁车厢里的相邻座位之一被贴上禁止坐的标志。看着车厢里不多的人，无一例外的带着口罩，我脑海里浮现出两个月前的场景——同样的站台，同样的车厢，唯一戴口罩的我像异类一般，接受着来自全车厢目光的“扫射”。原本不易察觉的傲慢与偏见在疫情下暴露无遗。没想到，两个月后，这一切都变了，望着车厢里一个个口罩上方无表情的眼睛，我简直怀疑进入了一个平行世界。
巴黎地铁上戴口罩的人
领事馆门口早已排开了“长龙”，与周围清冷的街景有点格格不入。查证件，量体温，过安检，经过层层关卡，我进入领事馆，拿到了新护照。
在疫情期间，香榭丽舍大街摇摆不定
材料一一办妥后，我们又卡在了新加坡工作准证上，在疫情下，新加坡一度停止了工作准证的签发。我们戏称进入了打游戏通关阶段，而在疫情下，打着当前一关的我们却不知道下一关何时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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