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 刘浦江：正视陈寅恪( 三 )
1958年，中山大学的学生给陈寅恪贴了这么一张大字版的海报，说他在教《白元诗证史》时考证很枯燥。他曾经考证过白居易《琵琶行》中的妓女有多大年纪，他在长安是什么样的妓女，甚至考证过白居易当晚没有登上她的船。陈寅恪《最后二十年》的作者认为，这完全是捏造的。他找到了当年课堂笔记的残页，证明陈寅恪教授《琵琶行》时，从政治关系和经济关系两个方面论述了这首诗所反映的唐朝社会。但是我觉得那个大字海报里的故事好像没有排好，因为陈寅恪以史学著称的《白元诗话》里也有类似的考证。这个问题是由洪迈《容斋随笔》中的一段文字引起的。洪迈对白居易半夜不避嫌疑登上女子的船感到惊讶。——这是宋人的道德心，不值得和他讨论。没想到，陈寅恪认真关心这件事。他认为洪迈对诗歌的理解有问题。所谓“我们把船移近她的，邀请她加入我们”的“船”，是“我，主人，已经下马，我的客人已经登上他的船”的“船”，而不是“要去江口守护空船”的“船”；也就是说，是白居易邀请女子登上他的福建船，而不是白登女子的船。对于研究文学的人来说，历史学家对诗歌的解释肯定是荒谬的。人们常说，陈寅恪以诗证史，为历史研究另辟蹊径；作为一种创意，是值得肯定的，但我总觉得陈寅恪谈诗的心思有点太实际了。比如学者说“天气好”，气象学家就要搞清楚什么是温度，什么是风。这种方式不值得推广。
陈寅恪《刘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版
如果有谁想要认真见识一下陈寅恪的考证繁琐到什么程度，那他真应该去读读《柳如是别传》才是。这部耗费作者十几年心血的八十余万字的巨着，是他晚年聊以自娱的创作。坦率地说，直到今天，我仍不明白这部书究竟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对于陈寅恪这样一位史学大师来说，把偌大的精力消磨在这部书上，实在是太不值当。这让我们想起为了一桩《水经注》的笔墨官司而耗去十几年学术生命的胡适，不禁令人叹惋不已。在陈寅恪的所有着作中，《柳如是别传》恐怕是问题最多的一种，其中包括一些史实错误。这一方面与作者对明清之际的历史不十分熟悉有关，但更重要的，我们不能忘了，他是一位双目失明的老人。说到这部书的冗长繁琐，主要是失之散漫，许多考证都游离于主题之外，让人不得要领。作者自己也感觉到了这方面的问题，他在书中不止一次自称其考证“支蔓”、“烦琐”。读《柳如是别传》，就像是听一位上了年岁的老人絮絮叨叨地扯家常，写到开心处，还不时来上一句“呵呵”，——看得出来，确实是信笔所之。要想读完这部书，可是需要足够的耐心。
陈寅恪的文章风格独特。他总是习惯于先介绍一些史料，然后再加上评论。给人感觉他的文章更像是未经加工的读书笔记。胡适曾在日记中评价:“当然是今天最深刻、最有见识、最会用材料的人，但他的文章确实写得不好。”这不仅仅是胡适的印象。很多人可能也有同感。陈寅恪用文言文写文章，但他的文言文确实让人不敢恭维。据说钱钟书先生也说过，陈寅恪的文章不是很高明，主要集中在文言文的标准上。这是那一代知识分子的普遍尴尬，因为他们不习惯白话文，文言文不够优雅。当然，表达只是一种形式，但形式的完美绝不是分支的终点。
陈寅恪致中华书局上海编辑部的信
评骘陈寅恪，不能不涉及他的为人。大师有两种，一种是学问和人格都可以为人模范的；另一种呢，作为学者是巨人，作为人是侏儒。陈寅恪属于前一类。尽管他的思想不免保守，观念不免陈腐，然而他的人格却近乎完美。人们最看重的，当然首先是他特立独行的精神。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这样推许王国维：“来世不可知也。先生之着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这段话也可以用来表彰陈寅恪。陈寅恪一生以“贬斥势利，尊崇气节”相标榜，经历了百年来的世事纷扰，这种操守显得格外难能可贵。对于今天的中国知识界来说，陈寅恪的人格魅力显然更甚于知识魅力，这也可以部分解释陈寅恪迷信产生的社会背景。不能排除这种可能性：人们对陈寅恪的尽力揄扬，实际上包含着对某些学者的谴责意味，在大陆学界更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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