屠呦呦在北京的家。
没有通知也没有预告，10月5日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研究所研究员屠呦呦在家中通过电视得知自己获得诺贝尔奖的消息。
6日上午，一直不愿接受采访的屠呦呦终于邀请采访人员进入家中，但一再强调“没什么好谈的”。
从5日晚获奖的消息来看，屠呦呦家的电话一直响个不停。祝贺和采访，而她的妻子李廷钊帮助迎接采访人员坐下，她冲继续响着电话。
“作为一名科学家获得诺贝尔奖是莫大的荣誉。青蒿素研究奖是当年研究团队集体研究的成果，是中国科学家的集体荣誉。这也标志着中医药研究科学受到国际科学界的高度关注和认可。这是中国的骄傲，也是中国科学家的骄傲。”屠呦呦把这篇获奖感言写在一张纸上，一字不差地读给采访人员听。声音清脆，口音充满宁波味。
秋日的阳光透过阳台照进客厅，使得米色的沙发格外明亮。80多岁的屠呦呦身穿紫红色浮领衬衫和驼色钩编针织开衫，整齐的卷发全部梳到后脑勺。因为她的听力，她向采访人员的方向俯下身子，专注地看着采访人员的眼睛。
“我真的无话可说。科研成果是团队成果。我个人的情况在这两本书里讲得很清楚。”就像采访人员前天晚上在电话里的交流，没说几句话，屠呦呦又开始回避谈论自己。
茶几上放着屠呦呦向采访人员推荐的两本书，一本是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黄花蒿与青蒿素类药物》，另一本是《20世纪中国著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述》。前者是她学术研究常用的，厚厚的一卷已经翻了出来，边缘粗糙；后者刚从柜子里拿出来，海军皮套上盖着薄薄的灰尘。
“当年，整个世界都面临着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必须有新的抗疟药物来解决旧药物的耐药性问题。国内外做了大量工作，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回忆起第一次接触青蒿素的情景，屠呦呦眼神清澈，语气中不乏兴奋和自豪:“一切都停滞了，科研难度挺高的。我是北京医科大学药学系的，去了中医学院。学习，但很难做到。后来，通过系统查阅古代文献，我找到了重新提取青蒿素的方法。”
_原题是：新华社采访人员专访屠呦呦这是采访人员在工作中翻拍的屠呦呦。
20世纪60年代，引起疟疾的寄生虫疟原虫对当时常用的奎宁药物产生了抗药性。1967年5月23日，中国启动了“523”工程，动员了中国60多个单位的500名研究人员，共同寻找抗疟疾新药。
由于某些原因，相关领域的学术权威全部靠边站，39岁的屠呦呦被任命为研究项目负责人。
当时，青蒿素的提取仍然是世界公认的问题。从蒿种的选择到提取现场废弃物的清除，从浸泡液的试用筛选到提取方法的反复探索，屠呦呦和年轻的同事们熬过了无数个不眠之夜，经历了无数次挫折。
20世纪50年代，屠呦呦跟随老师娄志琛副教授学习中医。
“北京的黄花蒿质量很差...我试着用树叶。原来只有叶子里有，茎里没有...经过动物实验，我发现100%有效，然后测试药物对我们自己的毒性...我们尝试用乙醚代替酒精，发现它对去除毒性非常有效...我们制造了化学结构，通过改变药物的结构来克服原有的耐药性...后来我自己的肝也破了，同事也得了很多。
屠呦呦和李廷钊是中学同学。他们于1963年结婚，育有两个女儿。1969年屠呦呦参加“523”工程时，在冶金行业工作的李廷钊也很忙。为了不影响他的工作，他们咬紧牙关，把他还不到4岁的大女儿送到别人家，把小女儿送回宁波老家。
“大女儿回来时不想给父母打电话。小女儿两年前才把户口从宁波迁到北京。”李廷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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