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情”遇到“礼”该如何取舍？谈谈古代爱情戏曲的悲情意识( 三 ) “情”指男女之情

2“道化皈依”的消极思想
“他律”的形式和概念可以适用于个体毁灭悲剧的其他剧目。桃花扇的生旦悟于张道士之言，后二梦的淳于棼和卢生则悟于契玄和吕洞宾之言。
杨二人团聚仙游蓬莱，与前三者的“道化”略有不同，但李杨二人的痛苦是由上天垂怜来解决，并非自悟摆脱，因此同样是外力参与的“他律” 。《长生殿》的李隆基沉浸在痛苦中，后二梦则充满“痴恨”和“讽刺” 。
他们都经历了个体的毁灭，却没有人真正做到“一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依然处于“为与不为”的心理矛盾和挣扎中。正是由于“他律”和“为与不为”的高度契合，所以对个体毁灭悲剧中“他律”的解读有助于更加细致深入地阐释“沉郁”精神。
这种创作方式和“反思”主旨的根源在于孔尚任不是历史的亲历者，而是旁观者。尽管孔尚任同南明遗老的交谈可以使其获悉他们个体毁灭的苦难，但孔尚任并未经历明朝覆亡，自身作为清朝顺民也未曾遭逢巨大苦难。自身经历表现在生旦身上便是两人的故事线没有足够苦难推动自律的道化。
另一方面，《桃花扇》的本质是记录和表达南明遗老苦难的剧本，明朝遗老颓靡的精神状态决定着剧本的精神一定不是“激亢” 。在两者互相影响下，《桃花扇》呈现的只能是对历史行描绘和反思这种平和的“沉郁”状态。总体而言，《桃花扇》是以个体毁灭为意识核心，用他人口代言之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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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世事沧桑”的人生历程
个体毁灭悲剧的悲剧性首先基于较大的叙事容量所带来的厚重感，其次为人物与社会之间矛盾难以调和之后的互相放逐。所以，此类悲剧在艺术体制上具有两个特征，一是宏大叙事，二是放逐矛盾。
1、宏大叙事
兴亡悲剧和后二梦的悲剧性表达依托于宏大的叙事方式。传奇不同于短小的杂剧，其容量更大、叙事性更强。 “个体毁灭悲剧”充分利用这一点，把更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更完整的人物历程放入了剧本中，并完美地融合处理，这两者引起的沧桑和厚重能够极大增强作品的悲剧性。
2社会放逐和“代言者”放逐
放逐矛盾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直接表现为个体与社会的割裂，社会将个体放逐；另一种则是“出世”代言者通过强行度化来放逐个体。
首先，第一种矛盾的双方为社会和人物。社会因国家的兴亡变得混乱不堪，其带来的创伤前文也详细描述过，比如儒家文化、民族意识受到的冲击以及战争造成的惨剧等诸多因素都在引发强烈的痛苦。
身处其中的人民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无法在这种环境里被满足，因此只能选择逃避。张薇道士、老赞礼以及苏昆生等原本皆是俗世中人，皆因世道混乱饱受战乱之苦，无奈选择归隐山林躲避喧嚣。
《长生殿》中李隆基虽然身为皇帝但同样是被社会放逐的角色。安史之乱和马嵬驿兵变以及贵妃之死是社会施加给他的苦难。他在经历这些事件之后放弃了权力成为太上皇，这种行为类似归隐，是他身为皇帝身份的“出世”方式，因此这便是李隆基被放逐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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