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上千年的茶马古道】 经历了中国风风雨雨上千年的茶马古道
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主要经济来源和物与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云集 。据考察，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南、滇西及越南、缅甸、老挝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起，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 。往来于思茅普洱地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 。
其一，由下关经顺宁(现：凤庆县)、临沧市云县、临沧市、景东彝族自治县、景谷乡、双江县运输勐库茶、凤庆县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4—6千匹驮运 。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县，往南至城抵西双版纳 。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 。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 。”光绪二十三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 。”，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 。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 。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巨民国十二年(1912-1923)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 。
思茅普洱区在历史上的盐茶马道，是伴随着盐茶的生产、运输、销售而兴起的 。据光绪《普洱府志》载，普洱茶早在唐代就已行销西番 。其卷十九《食货志》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番之用普茶，已自唐时 。”宋代时已开始有茶马市场，以茶易马 。元代时茶叶已成为边疆各族人民相互交易的重要商品 。到明朝时，谢肇制已经在《滇略》中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的记载 。万历年间，在普洱已设官管理茶叶贸易 。据考，历史上普洱茶运销量号称10万担以上，清顺治十八年(1661)，仅从普洱运销西藏的茶叶就有三万驮之多 。
“清代中叶，清政府已在普洱府和思茅厅增设茶局，商人经营茶叶要向官方领取茶引”(即执照) 。雍正七年，清政府在攸乐山设“攸乐同知”，统兵五百防守山寨，征收茶捐，当时每年约有马帮一千余驮运茶叶，然后转运普洱府加工精制 。由于瘴疟流行，乾隆元年(1736)，清政府将攸乐同知移往思茅，改称思茅同知，从此思茅又成了普洱与西双版纳之间的茶叶中转站，思茅也因“普茶远销”而繁荣起来 。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 。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不绝，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 。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 。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 。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 。” 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 。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籍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 。1983年思茅地区文物普查时发现的古茶马驿道，至今还有那柯里驿道、茶庵塘驿道等 。“那柯里驿道”在思茅至普洱之间，即今普洱县境内同心乡那柯里村的一条古茶马驿道 。清光绪时，称那柯里塘，设兵6名，归中营左哨头司把总管辖 。今还可见用人工打制的条石和砾石铺就的石道，路面宽1.4米，有石台阶盘旋而上，全长断续30公里 。“茶庵塘驿道”是普洱至磨黑以北到省城昆明，内地南下到思茅普洱的一条古茶马驿道，在普洱县城东北12.5公里的茶庵塘坡头(海拔1960.7米)，是古代重要关哨讯塘之一 。清光绪年间，曾在此茶庵塘设兵五名住守 。驿道在婉蜒的群山峻岭之中，过去有一小寨人住在这茶庵塘道旁，除从事一点农业外，多数是设店卖茶卖饭，接待过往茶马道的行人马帮的，因称茶庵寨子 。茶庵塘因山高路险，故有“茶庵鸟道”之称，故亦成了清代普洱郡八景之一 。现今还可看到宽约2米，断续长约5公里的茶马古道，石上已踏出2厘米深的马蹄印，历史之久，由此可知 。
十八、十九世纪在思茅普洱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勐海、勐遮茶叶的运销 。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间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 。在茶叶加工制作上，本世纪三十年代，思茅曾重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 。解放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为加工生产好茶作了努力 。
普洱茶发展了，产量增多了，利润增多了，而封建官府对茶商茶农的课税和勒索也增加了 。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举司，加重了茶商、茶农的苛派 。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 。)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 。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驿，商贾云集的景象一蹶不振 。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0担 。到1949年时，全区茶叶种植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了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了衰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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