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末期到19世纪中叶、19世纪后期和20世纪60到90年代，三次科技革命极大地带动了经济增长，加深了经济全球化程度，并促成全球政治和社会秩序发生激烈转型 。那么，科学是通过什么方式影响经济，并带动经济一个较长时期快速增长呢？
曾有经济学家断言，是市场关系激励了科学研究，促使其更快地创新产出 。这种判断至少是不完善的 。距今天越近的时代，对经济增长有贡献的科学研究越可能出现在公共部门 。道理很简单，经济增长由上游科研推动，研究成果距离形成新产品、新工艺还需很多年 。比如，20世纪美国、苏联、欧盟、中国、日本等斥巨资推动的理论物理研究，带动了集成电路、激光、核能、磁共振成像等众多发明 。如果这个基础研究项目交由单个企业或企业联盟承担，即便财力雄厚的跨国公司也会被压垮 。基础研究通常没有经济效益，而且成果最好快速公开，以便其他学术研究机构和产业可以利用它带动科学研究更快发展 。
在西方国家、中国、印度等，科学研究基本形成两大领域，一类服务于自然规律的探查，另一类则以应用为导向，可以带来直观技术转化 。迄今为止，在这两大领域，公共部门拨款和社会捐助对形成新理论成果、新产品、新工艺都发挥着主要作用 。很明显，有助于带动经济增长的知识外溢应用，是不能以市场为基础的，这也是为什么公共部门必须拿出资金来支持基础科学研究的根本原因 。
当然，科学研究也逐渐形成一套单独的经济运行逻辑 。转化基础研究成果需要大量投资和专门技能，公共研究机构并不擅长组织和管理，而各主要经济体的大学，绝大部分也无法进行相关产业运作 。一种常见的转化方式是，公共研究机构或大学研究人员携职务成果进行创业尝试，或将技术成果直接有偿转让给企业 。还有一种方式则更加普遍，即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培养掌握一定新知识、具备研发能力的毕业生，通过劳动力市场为企业雇佣 。研究人员也可以专家咨询、项目合作、人员培训等方式为企业提供合作 。
美国国家研究理事会高等教育和人力资源委员会委员、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副研究员、佐治亚州立大学经济学教授保拉·斯蒂芬所著《经济如何塑造科学》，揭示了当代社会科学研究背后的经济运行逻辑 。经济学是研究激励与成本的科学，尽管科学家不愿意将学术研究与金钱直观挂钩，但学术研究本身很难离开资源配置，不同机构、学者、项目、学科方向、课题之间的竞争，本质上就是对学术支持资源（资金、人才配置等）的竞争 。各个国家和地区，乃至很多城市，公共部门必须努力改善对科学研究的激励 。当代科学研究很大程度上就是一桩“烧钱游戏”，以美国为例，2009年在大学和公共研究机构投入的科研经费高达550亿美元，这笔钱均由纳税人承担，不管投入这笔钱换来的是短期回报还是长期福祉，大众供养的科学研究不能脱离成本与效益的讨论 。
科学研究经济逻辑的终端，即是前述的学术成果实际转化，而起端则是科学研究的回报 。科学研究针对不同学科、方向的难题，解决难题并公开成果会创造知识外溢，使研究成果成为公共物品，因而需要赋予首创者以科学发现优先权，就像体育竞赛中的冠军那样，将获得可观的荣誉和物质奖励 。书中提醒指出，科学发现优先权如同GDP冲动一样，也在驱动一些科学家夸大其科学发现的意义，甚至从事学术造假，但不能以此为据否认优先权作为“生产‘知识’这类公共产品一种非市场规则的激励”的意义 。实际上，优先权激励着科学家永不止步，大量阅读新出版的科技文献，从事深入复杂的科学实验 。
科学研究的回报，除科学发现优先权，还包括直观的物质利益回报 。来自美国高校的普遍研究证实，提高科学家甚至一般科研人员薪酬，设置项目奖金，对他们的论文发表有着不可替代的激励意义 。对比之下，欧洲国家科学家薪酬与生产率挂钩不是那么明显，科学家直接被作为公务员对待，因而激励作用就相当薄弱 。科学研究的直接物质利益回报还包括专利权许可收入、直接转化科学发现成果、从事有偿咨询等方面的收入 。书作者认为，公共部门应当容许并规范、鼓励科学家获取上述方面的收益 。
如果把科学研究看作是与工业生产相类似的科研生产，科研实验室就等同于企业的车间 。在书中，保拉·斯蒂芬探讨了美国、欧洲国家的科研人员组织形式，指出，良好的实验室运作机制，不仅可以为科学家的研究项目带来事半功倍的助推作用，而且也有助于培养科研人员梯队 。保拉·斯蒂芬认为，公共部门鼓励科学研究、科技创新，就应当不仅鼓励起龙头作用的科学家，而且要为年轻科研人员、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投身科研创造必要激励 。书中还就科学生产设备和材料涉及到的经济运行逻辑，做了深入解读，并对美国模式和欧洲模式优劣进行了对照 。
【经济逻辑包含了什么，科学背后的经济逻辑】 科研资助额的持续增长，对公共研究机构和大学科学活动有着决定性影响 。二战后至越战爆发前，美国政府在科学基础研究领域投入巨资，且保持年均快速增长态势，为美国率先拥抱计算机和互联网革命创造了条件 。但是，越战爆发之后一直到20世纪80年代末期，美国政府削减了科研资助，使很多学科领域的研究陷入停顿 。保拉·斯蒂芬建议，政府应当优化政策，鼓励社会资本和产业资本以不同形式投入支持科学研究，并优化对一线科学家和科研人员的激励，鼓励探索冒险，并尽可能避免形成科学家只从事“稳赚不赔”研究项目的错误激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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