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 中国茶的全球化演进史:有容乃红茶

新茶至上,这一饮茶者的隐蔽基因,之于中国人,所谓新茶,绿茶而已 。1934年,中国现代茶业先驱吴觉农先生领导的一份全国性取样调查--涉及当时全国22个行省,中国茶叶消费的普查性调查表明:中国人消费茶叶的种类,一半以绿茶为主体,一半为红茶 。但如果更仔细研究这份调查,凡以绿茶为消费主体的,皆为产茶省份 。运输之便利与否,是决定选择何种茶叶种类的重要因素 。另外,这份调查提供的中国人均茶叶年消费量为1.2斤,大约相当于同期英国人均年消费量的1/10 。
绿茶与红茶之分别,尤其是饮者味觉选择与味觉依赖,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研究并理解奢侈品作为历史动力的核心所在 。凯瑟琳皇后那箱茶叶,是红茶还是绿茶,作为一种指代,一个近乎玩笑的好奇,放诸茶的全球性演进格局里,改变世界的,甚至是无人意识到的微观的群体性味觉偏好 。这是这种好奇心的价值所在 。
很简单,再快的快帆,也无法使英国人像中国人一样,在最短时间内品赏到中国一芽一叶的新鲜绿茶 。在那个年代,这是定论 。这般现实之下,英国人的味觉会有何种选择?
中国学者仲伟民注意到,1715年对英国是一个分界线,此后由于中国低价的绿茶进入,使英国饮茶人口剧增 。而之前的“武夷茶”价格过于昂贵,购买者少--可否由“武夷茶”之名称,来想象并推断之前英国进口的中国茶是红茶呢?由此断论,大谬!
回到英国茶叶消费量暴涨200多倍的18世纪,研究者注意到的社会事实是:茶叶掺假 。这是任何奢侈品在其时尚期,并最终导向平民化过程中,极自然的一个阶段 。当时的掺假方式也很“专业”:最常被用来掺假的叶子是山楂树叶(用来冒充绿茶)和黑刺梨树叶(用来冒充红茶),桦树、白蜡树和接骨木的叶子也曾用来冒充茶叶 。当然,用这些叶子泡出来的汤水并不很像茶水,因此就有必要加入各种染色剂 。除了棕儿茶之外,这些染色剂还包括铜绿、硫酸铁、普鲁士蓝、荷兰粉红、碳酸铜,甚至羊粪 。在以上这些染料中,羊粪很可能是危害最小的一种 。《茶--嗜好、开拓与帝国》一书回这段历史:“可以肯定的是,茶叶掺假的规模是很大的,因为它促使议会通过了禁止性的法律 。”
掺假始自何时?是那一广泛而深入人心的英国茶广告,“几乎可以与最好的进口武夷茶相媲美”--实则为掺假茶的广告 。这是1710年 。至少,这一年份之前,红茶绿茶,英国皆有 。很难说当时英国人已经完成了自己群体性味觉偏好的形成 。
制造假茶当然不止英国人这么干 。当年被英国东印度公司派往中国的植物学家罗伯特·福琼记录他在中国看到的绿茶“上色”:在炒茶的最后一个环节将这种染色剂撒到茶叶上 。在茶叶出锅前5分钟,即燃烧一根香的时间,监工用一个小瓷调羹把染色剂撒在每口锅里的茶叶上 。炒工用双手快速翻动茶叶,以便均匀染色 。
与更恶劣的将山楂树叶冒充绿茶不同,中国茶农只是将绿茶变得更绿而已 。这背后的动力是:英国人认为绿茶越绿越好 。受制于这种对绿色色泽的偏好,日本人在采茶前3周,即用草席将茶树罩住,以增加幼芽的叶绿素 。只是,这种由需求方决定供应者,并导致供给方造假,已离英国造假过去100多年 。这时,供求双方的权力关系,已经逆转 。
罗伯特·福琼在中国更有价值的发现是:原来红茶与绿茶并非不同的茶树种分别制成,而是一样的茶树,不同的工艺而已 。而此前,英国人以及欧洲人一直固执地认为红茶与绿茶,茶树迥然有别 。1848~1851年,福琼在中国待了3年 。由他的描述看,至少这时候,绿茶仍是出口英国的种类之一 。据说,当年的福琼,“留了一条辫子,一旦离开上海之后,就将其头上其他部位的头发剃光,穿上中国衣服……他往印度送回两万种(中国茶树)样本,并将这些样本用4条不同的船运送,以确保至少有一些能够安全到达” 。这是茶叶有涉国家安全与国家战略的另一个话题了 。
虽然没有明确的记录,而且早期中国茶进入欧洲,欧洲人也无能力分辨红茶与绿茶,一般论著认为,这时候中国进口欧洲的绿茶更多 。所以,凯瑟琳的那箱茶,估计绿茶的可能性更大 。不过,在18世纪,英国人茶叶消费量大涨200倍的100年时间里,香气与滋味的偏好形成与依赖,逐渐完成 。
【中 中国茶的全球化演进史:有容乃红茶】味觉偏好的形成,当然不可以单纯以感觉系统为解释单元,它是种种社会条件的集合 。绿茶既已失去品尝其鲜美时机,而且造假者甚众,那么反过来它作用于饮者的味觉选择--英国人的选择其实也有限,其结果,自然与中国人偏好绿茶之传统,路分两道了 。大约到了18世纪末,绿茶在英国虽然仍受欢迎,但红茶的销量已经超过绿茶 。有统计表明:1783年英国获得茶叶销售资格的茶商,在其销售的茶叶中有2/3是红茶,1/3是绿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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