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慈的学术内容
宋慈，字惠父，汉族，建阳（今属福建南平）人，南宋法医学家 。 幼受学于父，10岁从学建阳学者、朱熹高弟吴稚，并得吴稚同窗黄干、李方子等指教 。 开禧元年（1205年）入太学，拜太学博士真德秀为师 。 著有《洗冤集录》五卷，是中国第一部系统的法医学专著，也是世界最早的法医学专著，广传国内外，对于法医学的发展有重大贡献，因而被尊为“世界法医学鼻祖” 。
· 学术内容
一、证据的首要位置
南宋官府为探明案情真相，将证据摆在首要位置：“遇有死者，必根究其所以致死”；人命之案，须查获凶器；凶手定罪，须查获尸体；尸体检验，须查验到致命伤，否则不易结案，便为疑案 。 “大辟之狱，自检验始 。 ”在“慎刑”的指导思想下，以有无犯罪事实作为定罪量刑的依据成为司法实践中的准则，而犯罪事实又必须以充足的证据作为根据，是所谓“旁求证左，或有伪也；直取证验，斯为实也” 。
宋慈在书中一再强调以查找证据为目的的检验勘查工作当慎之又慎，举一例视之 。 由于致命伤的检验对加害人的定罪量刑关涉甚重，宋慈强调检验中定要仔细勘验，“凡伤处多，只指定一痕系要害致命”；倘若是聚众斗殴，“如死人身上有两痕，皆可致命，此两痕若是一人下手，则无害；若是两人，则一人偿命，一人不偿命，须是两痕内，斟酌得最重者为致命 。 ”然而，如果两个人同时刺杀、同时打击，要定哪个对致命伤负主要责任，就比较困难了 。 想到这一层，宋慈的考虑才算是完备 。
“牢狱用刑以求取口供”，中国传统社会向来重视口供的采集 。 口供固然重要，但这种获得口供的非法手段早就被世人唾弃，更何况“证以人或容伪焉”，宋慈认为须“多方体访，务令参会归一，切不可凭一二人口说，便以为信”，且“告状者切不可信，须是详细检验，务要从实”，这一方面是因为“证以物必得实焉”，另一方面是不能听从一面之词，以防其中有弊 。
不轻信口供在当时律法中亦有体现，即使罪犯招供，也要查出证据；反之，即使罪犯不招供，在物证确凿的情形下，亦可定罪判刑，一切须“据状断之” 。
时间不可能穿越到过去，案情不可能“情景再现”，故所谓的“真相”并不能得到百分之百的还原，但是检验勘察，事关人命，必须将事后检验之事充分做到位，使之不断接近百分之百的真实，还事实以真相 。
二、良吏的重要性
如何将检验之事做得充分、到位呢?除认识到证据的重要性外，宋慈认为主要取决于为官者 。 “吏不良，则有法而莫守”，这是当时统治阶级一直坚守的执政信念 。 他给今人的启示是：相对于程序规则和证据规则而言，司法的组织规则更重要 。 法官不良，再好的程序和实体法有什么用呢？
法令是如何谨慎的呢？宋慈在书中提及诸多，此处挑选几点言之 。
【宋慈的学术内容】其一，差文官 。 由于武官“更历未深”，若再碰上“仵作之欺伪，吏胥之奸巧”，将会使案件变得模糊不清、扑朔迷离，从而难以查究 。 “如边远小县”，实在缺文官，“复检官权差识字武官” 。
其二，事必躬亲，不得专任吏胥 。 北宋时期太宗曾对宰相说：“颇闻台中鞫狱，御史多不躬亲，垂帘雍容，以自尊大 。 鞫按之任，委在胥吏，求无冤滥，岂可得也?”宋慈在《条令》中亦称“不亲临视”者，当“以违制论” 。 事必躬亲要求检验官必须仔细审察、判别、监督，以防发生误验、漏验之事及仵作、吏胥作弊等，而非仅仅在场遥遥相望，甚至“掩鼻而不屑” 。 “事必躬亲”就是司法亲历性的古代版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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