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和萧何的君臣关系_请分析萧何与刘邦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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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论中国古代的君臣关系
自从有了皇帝和大臣，就有了君臣关系 。和其他关系比起来，君臣关系似乎是最难处理、最难把握尺度的一种关系 。处理好了，平步青云，鸡犬升天；处理不好，丢官弃爵，甚至连小命儿都不保 。君臣关系的复杂可见一斑 。
作为大臣，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其次才是如何为民办实事，如何帮助老百姓致富奔小康 。原因很简单，只有你处理好了君臣关系，你才能继续掌握和控制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而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前提 。丢了官，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遑论帮助百姓奔小康？
作为皇帝，处理君臣关系的压力似乎小一些 。因为皇帝对大臣，本身就是上级对下级，皇帝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足够让很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了 。皇帝更多的是布置任务、下达命令，根据大臣完成任务的效率和质量来论功行赏 。
但是，皇帝同样也不能忽视君臣关系 。因为君臣关系有的时候会戏剧性地发生转换 。今天还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明天很可能就变为别人的阶下囚了 。历史上皇帝被贬为庶民、沦为阶下囚的例子不胜枚举 。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很多中类型，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
君强臣弱型：此种君臣关系最常见，也最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君臣关系定下了“君君臣臣”的基调，也就是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君为臣纲，大臣要听君主的 。但偏偏有大臣不信邪，甚至连布衣陈胜、吴广也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五代一个节度使也嚷嚷道：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而 。
君弱臣强型：此种君臣关系在王朝末期也很容易看到，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虽在名义上贵为天子，但在实际上甚至连诸侯国的宰相都不如 。在三国时期，曹操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此时的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唐末，唐朝皇帝则完全沦为节度使朱温的玩物，真是可悲 。
君强臣弱时，大臣处于弱势地位，言谈举止必要要小心谨慎，行事自然要战战兢兢 。所谓伴君如伴虎，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皇帝是虎，大臣自然要低一等了，于是大臣就经常自称“犬马”，表示愿效犬马之劳，主子要出门，大臣可以当马来骑；主子要休息，大臣就是看门狗；主子要打猎，大臣就是猎狗，主子打完猎了，大臣就有可能被烹 。甚至主子犯错了，大臣也可以来当替罪羊 。
君弱臣强时，大臣似乎处于强势地位，但强势地位的大臣一不留神就成了君主，如赵匡胤，本来是后周的一员大将，看到自己的主子孤儿寡母比较好对付，就干脆把主子的皇袍扒了下来，自己披上 。后来又通过“杯酒释兵权”，很快就像变戏法儿一样将“君弱臣强”变成了“君强臣弱”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这种类型的人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当当地坐到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伦理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孙家洲：从“犬马”之喻看古代君臣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有善用比喻的特点 。许多深奥的道理，往往可以通过一个浅显的例证，便给以深刻的揭示、准确的表达 。以“犬马”喻古代的君臣关系，就是这样的例证之一 。
以君主为赶车的驭手，而以群臣为驰驱效力的马匹，这是自先秦以来惯用的一种比喻 。善用其喻者，把君主的求贤行为比喻为“千金买马”，典型材料为郭隗答燕昭王的求贤之问（见《战国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而汉武帝的求贤诏则把卓绝超群的人才比喻为不愿接受羁縻的骏马，“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汉书·武帝纪》）恶用其喻者，则教唆统治者鞭笞天下 。如韩非说，“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韩非子·难势》） 。韩非还有一段御马之道的妙论：“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犬有忠主之名、效力之实，因而自先秦以来也常用来比喻臣之事君 。只是功臣如果与犬相连，就难免带有一种特定的悲剧色彩 。春秋末年，在助越王勾践复仇称霸之后，范蠡选择了离国而去，在致文种书中就有“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之说 。而文种由于留恋权势，最终受诛，成为兔死狗烹的第一个典型 。汉高祖刘邦则把“功狗”的比喻运用到极致 。其一，在开国之初，论功行赏，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引起了其他功臣的不满，但刘邦借题发挥说：在打猎时，追杀兽兔的固然是狗，但是给猎狗发出指令告知兽兔藏身之处的则是人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 。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此论一出，“群臣皆莫敢言”（《史记·萧相国世家》） 。刘邦的“功狗”之论，虽然极为不雅，但镇住了出身草莽的一批军功新贵 。其二，诛杀韩信，使得“兔死狗烹”的影响力大增 。在楚汉之争方殷之时，蒯通劝说手握重兵的韩信及早独立，以免将来为刘邦所算计，他引用文种、范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教训，提醒韩信防范“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悲剧重演 。韩信终究不忍心背汉，数年之后，却被刘邦以诈谋擒获 。韩信当即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自秦汉以下，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已经养成了以“犬马”自称的习惯 。汉武帝任命耿直大臣汲黯为淮阳太守 。汲黯不愿意离开朝廷，因而一再婉辞 。他说：“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之 。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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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有了皇帝和大臣，就有了君臣关系 。和其他关系比起来，君臣关系似乎是最难处理、最难把握尺度的一种关系 。处理好了，平步青云，鸡犬升天；处理不好，丢官弃爵，甚至连小命儿都不保 。君臣关系的复杂可见一斑 。
作为大臣，首先要学会的就是如何处理君臣关系，其次才是如何为民办实事，如何帮助老百姓致富奔小康 。原因很简单，只有你处理好了君臣关系，你才能继续掌握和控制包括权力在内的各种社会资源，而这是为官一任、造福一方的基本前提 。丢了官，甚至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无法解决，遑论帮助百姓奔小康？
作为皇帝，处理君臣关系的压力似乎小一些 。因为皇帝对大臣，本身就是上级对下级，皇帝手中掌握的各种资源足够让很多人心甘情愿地为他卖命了 。皇帝更多的是布置任务、下达命令，根据大臣完成任务的效率和质量来论功行赏 。
但是，皇帝同样也不能忽视君臣关系 。因为君臣关系有的时候会戏剧性地发生转换 。今天还是贵为九五之尊的皇帝，明天很可能就变为别人的阶下囚了 。历史上皇帝被贬为庶民、沦为阶下囚的例子不胜枚举 。
可见，中国历史上的君臣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有很多中类型，大体可以概括为以下两种：
君强臣弱型：此种君臣关系最常见，也最容易得到大家的理解 。孔子早在2000多年前就为君臣关系定下了“君君臣臣”的基调，也就是说，君就是君，臣就是臣 。君为臣纲，大臣要听君主的 。但偏偏有大臣不信邪，甚至连布衣陈胜、吴广也喊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 。五代一个节度使也嚷嚷道：天子宁有种乎？兵强马壮者为之而 。
君弱臣强型：此种君臣关系在王朝末期也很容易看到，如在春秋战国时期，周王虽在名义上贵为天子，但在实际上甚至连诸侯国的宰相都不如 。在三国时期，曹操也有挟天子以令诸侯之举，此时的皇帝不过是一个傀儡而已 。唐末，唐朝皇帝则完全沦为节度使朱温的玩物，真是可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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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弱臣强时，大臣似乎处于强势地位，但强势地位的大臣一不留神就成了君主，如赵匡胤，本来是后周的一员大将，看到自己的主子孤儿寡母比较好对付，就干脆把主子的皇袍扒了下来，自己披上 。后来又通过“杯酒释兵权”，很快就像变戏法儿一样将“君弱臣强”变成了“君强臣弱”汉高祖刘邦、明太祖朱元璋都是这种类型的人 。林语堂先生在《吾国与吾民》中对此有一段精彩的论述：建立新王朝，需要爱好战争和混乱的天才，——对学问及儒家伦理都嗤之以鼻，直到自己稳稳当当地坐到龙位之上，再将儒家的伦理捡起来，这可是个极有用的东西 。孙家洲：从“犬马”之喻看古代君臣关系
中国传统文化有善用比喻的特点 。许多深奥的道理，往往可以通过一个浅显的例证，便给以深刻的揭示、准确的表达 。以“犬马”喻古代的君臣关系，就是这样的例证之一 。
以君主为赶车的驭手，而以群臣为驰驱效力的马匹，这是自先秦以来惯用的一种比喻 。善用其喻者，把君主的求贤行为比喻为“千金买马”，典型材料为郭隗答燕昭王的求贤之问（见《战国策·燕一·燕昭王收破燕后即位》） 。而汉武帝的求贤诏则把卓绝超群的人才比喻为不愿接受羁縻的骏马，“盖有非常之功，必待非常之人，故马或奔踶而致千里，士或有负俗之累而立功名 。夫泛驾之马，跅弛之士，亦在御之而已 。”（《汉书·武帝纪》）恶用其喻者，则教唆统治者鞭笞天下 。如韩非说，“今以国位为车，以势为马，以号令为辔，以刑罚为鞭策”（《韩非子·难势》） 。韩非还有一段御马之道的妙论：“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叱吒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马不能行十里，共故也 。……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辔而御不能使马，人主安能与其臣共权以为治？” 《韩非子·外储说右下》
犬有忠主之名、效力之实，因而自先秦以来也常用来比喻臣之事君 。只是功臣如果与犬相连，就难免带有一种特定的悲剧色彩 。春秋末年，在助越王勾践复仇称霸之后，范蠡选择了离国而去，在致文种书中就有“蜚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史记·越王勾践世家》）之说 。而文种由于留恋权势，最终受诛，成为兔死狗烹的第一个典型 。汉高祖刘邦则把“功狗”的比喻运用到极致 。其一，在开国之初，论功行赏，刘邦以萧何功最盛，先封为酂侯，引起了其他功臣的不满，但刘邦借题发挥说：在打猎时，追杀兽兔的固然是狗，但是给猎狗发出指令告知兽兔藏身之处的则是人 。“今诸君徒能得走兽耳，功狗也 。至如萧何，发踪指示，功人也 。”此论一出，“群臣皆莫敢言”（《史记·萧相国世家》） 。刘邦的“功狗”之论，虽然极为不雅，但镇住了出身草莽的一批军功新贵 。其二，诛杀韩信，使得“兔死狗烹”的影响力大增 。在楚汉之争方殷之时，蒯通劝说手握重兵的韩信及早独立，以免将来为刘邦所算计，他引用文种、范蠡“立功成名而身死亡”的教训，提醒韩信防范“野兽已尽而猎狗烹”的悲剧重演 。韩信终究不忍心背汉，数年之后，却被刘邦以诈谋擒获 。韩信当即感叹：“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 。’天下已定，我固当烹！”
自秦汉以下，大臣们在皇帝面前已经养成了以“犬马”自称的习惯 。汉武帝任命耿直大臣汲黯为淮阳太守 。汲黯不愿意离开朝廷，因而一再婉辞 。他说：“臣自以为填沟壑，不复见陛下，不意陛下复收之 。臣常有狗马之心，今病力，不能任郡事 。臣愿为中郎，出入禁闼，补过拾遗，臣之愿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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