伯明翰学派 英国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特征与启示

随着中国“文化强国”战略的提出和实施,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借鉴和反思成为新的热点。在中国学术界越来越重视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文化研究的背景下,本文将重点回顾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以呈现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对大众文化研究的前景。
开拓文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路径
伯明翰学派起源于20世纪下半叶,属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派的一个分支。其主要代表作品有理查德·霍加特的《识字的运用》、雷蒙德·威廉斯的《马克思主义与文学》等。英国伯明翰学派借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从社会存在与社会意识的关系入手展开对文化的研究,开辟了一条全新的“文化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综上所述,英国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研究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坚持文化唯物主义,突出文化与经济的“联合”关系。20世纪,英国学术界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有教条主义理解的倾向,有学者认为文化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上层建筑。然而,英国伯明翰学派明确批判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条主义理解倾向,纠正了注重文化精神内涵的精英文化研究倾向。英国伯明翰学派在对平民文化进行多方面考察后,赋予了文化新的内涵,提出文化是一种整体的生活方式的观点,主张从物质生产过程出发对文化进行全新的理解。在文化与经济的关系上,斯图亚特·霍尔有效借鉴了葛兰西的“联合”理论,主张文化与经济的“联合”关系,而非文化与经济的决定性关系;它强调文化与经济创造性联系的动态过程,即“联系”是在差异中寻求统一。文化生产和消费成为英国伯明翰学派文化研究的两大主题。威廉斯主张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背景下研究文化生产,并将其命名为“文化唯物主义”。
随着文化产业的发展,文化消费迅速成为社会主流。英国伯明翰学派认为大众文化的意义是在消费实践中建构的。正如约翰·菲斯克所说,消费的过程就是意义生成的过程。消费不仅是商品的消费,也是文化产品的消费。消费是文化再生产的前提,消费追求的不仅仅是实用价值,更是身份符号和意义展示。大众文化不同于一般的商品,因为在文化经济体系中流通的不是普通意义上的货币,而是意义和愉悦。为此,默克比提出了一个综合消费模型,他提出不仅要检查文化生产的意义,还要检查意义生成的过程。
二是突出群众的主体性。观众观是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早期,英国伯明翰学派成员认为观众是被动接受文化产品的。后来,霍尔提出了著名的“编码与解码”理论,认为受众不是被动接受文化产品,而是在解读文本的过程中具有主观能动性。该学派成员具体考察了观众在文化生产和消费中的具体作用,提出了生产性观众的观点。约翰·菲斯克指出,观众本身可以成为传播者,观众不能决定文化的生产,但可以选择文化的消费。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可以创造自己的新文化。
第三,从微观层面对文化权力的运行进行解剖和批判性分析。这也是伯明翰学派大众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受葛兰西“文化霸权主义”理论的影响,斯图亚特·霍尔认为大众文化不是同质的,而是一个实施霸权和抵制霸权的场所。约翰·菲斯克特别注重对大众文化受众的抵抗阅读和创造性阅读的研究。他提出从精英人文主义的视角,在权力模式的框架下分析消费文化,将大众文化视为斗争的战场,探索大众文化创造力。约翰·菲斯克在《电视文化》一书中进一步提出了生产性文本的概念。他认为在受众眼中,文本的价值在于它的可获得性,文本的意义是多元化的,文本的阅读方式和消费方式也是多元化的,就像“千人千面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观众的阅读风格可能不符合规则,结果可能达不到传播者的预期。因此,文化生产者需要创造动态的、开放的、能衍生多重意义的文本。约翰·菲斯克认为,观众具有聚集的能力,即重组和再造文化商品的能力。对观众“聚集”能力的分析,凸显了英国伯明翰学派对观众文化创造力的理性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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