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 邓小南:让学者有独立思考的充分空间

本文转自:美国历史教学与研究

教育的责任不仅在于传授知识,更在于培养精神。近年来,国内许多大学都在努力建设世界一流的大学和学科。做“双一流”不是最终目标。真正的愿景在于改善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生态,培养能够引领一代又一代学术方向和历史潮流的人才,为世界文明贡献学术和思想。这种引导和贡献应该得到无数优秀学者和原创研究的推动和支持。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要有长远眼光,改革评价机制,凝聚人心,与国际主流学术界进行对话。
今天的人文学科承受着“快出成果”的沉重压力。刚踏入高校的年轻教师经常被警告“赶紧发文章”:“还等什么?写的时候就发,快,快!”下沉下沉的风气似乎成了一种过时的迂腐和难得的奢侈。
在急于求成、催短催快的氛围中,“深度”这个词值得特别关注。深度学习,深度思考,深度对话...我经常看到这样的提醒和呼吁。学术创新不在于提法的更新;创新的基础在于其丰富的内容和严密的逻辑,以及其学术内涵所体现的洞察力和指导力。在人文研究中,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具有深刻的意义。这与积累的厚度有关,也与研究者的“问题意识”和质疑能力有关。事实上,在许多并非缺乏结论的问题上,还有进一步追索的余地。
要靠不断的练习才能达到深度。善于提问并深化问题是成功追索的关键。历史不以寻求真理为唯一目的,但我们不能放弃寻求真理的义务和权利。一切深层次的问题都有时代特征,一代人有自己的质疑。其实提问的方向和过程就是酝酿和引导“思想”的过程。
比如2012年,包为民、郑嘉莉组织出版了《武夷南宋徐伟丽书》,这是宋朝历史上的一件大事。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者们就以传世文献为基础讨论了官方印刷纸质文献的形式和功能,现在他们终于有机会看到它们的真实特征了。两者相比,产生了一系列新问题。
印刷纸的实际内容与之前的理解明显不同。我们不仅可以根据文献记载的条目的规定,认为该制度在当年的实施有效;我们不能只看到操作现实与我们头脑中的系统不一致,就简单地认为是“写好的”。“聚文”这个词可能掩盖了很多实质性的内容,所以不能停留在简单粗暴的判断上,不能让我们的研究落入聚文。至于某些系统的“空转向”,观察者批评它,系统关注它的“转向”。在真正的研究中,我们应该问如何理解这个“制度”本身:没有不执行就存在的“制度”,没有严格遵守规定的“执行”。
就徐礼印纸中的考据而言,值得深思的是:这种虽有疏离却始终执着且代价高昂的做法,在当时出于何种目的而存在。退一步说,即使如批评所说,有些做法是当时体制内敷衍责任的产物,甚至是地方人事部门不服从法院规定的表现,我们也很难认为宋廷的行政官员和“专家”根本不了解这种情况。所以,还是有必要问一问:为什么这种循规蹈矩的“养风”被公认为有意义;为什么长期容忍这种明显的“阴违”?所有这些问题都涉及到对印刷纸本质和“系统”本身的真正理解。
新时代下,跨学科带来了新的可能性和新的挑战。经济学和历史学的融合促进了计量经济学史的成长,同时也使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在理解和区分史料的方式上的差异变得明显;历史人类学、历史社会学、经济史、文学史、艺术史都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人类学关注领域,社会学关注结构,经济学关注理性,文学关注个体美学,历史关注多元主义...有些学科专注于作家的作品,有些则试图将作家群体和各种文本嵌入到一个完整的时代图景中。大家越来越觉得,真正有驱动力的实质性学术突破,往往是从学科交叉开始的;真正的历史图景恐怕不是平面的二维,而是三维与多维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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