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古董局中局》《三国机密》等小说著名的“文字鬼才”马伯庸，最近推出了一部非虚构作品《显微镜下的大明》。马伯庸极擅长虚构故事，其小说往往跌宕起伏、扣人心弦。《显微镜下的大明》却证明，马伯庸也极擅长写非虚构：六个从民间档案文书中发掘出来的民生往事，如此细致而真切地呈现了明代底层平民的真实生活。其故事之传奇，所体现的社会和人性之复杂，丝毫不亚于那些虚构的小说。
这些真实的历史故事再一次证明，生活，也许比小说更精彩。
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
所谓“显微镜下的大明”，与之相对的是“宏大叙事中的大明”。“宏大”是我们面对历史时惯有的姿态。没错，说起历史，我们总是离不开帝王将相、王朝更替，总想总结出烛照万里的历史规律，而普通老百姓的生活却常常被忽视。即使提及，也只是诸如“民不聊生”“民怨鼎沸”之类的高度概括，很少会有细致入微的描写。而细致入微的故事里，却恰恰隐藏着历史的隐秘。
正是对历史细节的这种痴迷，让马伯庸在民间的档案文书中发掘出了六个故事。这六个故事，牵扯的人都是普通人，但是绵密的细节却编织起了一个复杂的大明帝国，让人对明代的政治生态，以及在这种政治生态下生活的芸芸众生，有了真切的认知。
比如书中写的那个发生在大明嘉靖年间的普通官场舞弊案。此案发生在成都府下辖的彭县，案件围绕县衙里的户房算手和吏房书手展开。户房和吏房是县衙两大要害机关，吏房分管人事，户房分管钱粮赋税，吏房书手负责各类公文档案的书写、抄录，日常业务涉及大量繁复计算。古代没有复印机和照相机，公文全靠吏房书手一笔一画写就，他大笔一挥，偷偷篡改几个字，往往能决定一人乃至一户的命运。同样，户房算手也有能力掌控别人的命运，他只需在账簿上做一做手脚，一户农民就会生不如死。比如万历年间的济南府，曾有一户刘姓人家，得罪了当地算手。纳税之时，算手硬把他家六亩三等瘠田划成了一等上田，结果概算下来，要缴纳的田税翻了一倍，一家人只好上吊了事。
在彭县的这个案件中，吏房书手陶成和户房算手陈佐，以县衙里的屠主簿为靠山，在安排纳税和劳役等各种“业务”中不断索贿，令人瞠目结舌。在书中，马伯庸非常细致地写下了这个他从《四川地方司法档案》发掘出来的故事。饶是在写作之初就告诫自己要“零度叙述”，只说事实不带情感，马伯庸也忍不住感慨，“从户房算手到府衙的防夫，从公堂上的皂隶到奔走乡间的快手，只要有那么一点点权力在手，他们便会挖空心思，在每一个细处寻租，从每一件政务里讹诈。更可怕的是，这几乎已成为一种不假思索的习惯。整个案子里，充满了小人物挥舞着小权力的身影。胥吏之害、之贪，在这么一件普通的案子里可谓表现得淋漓尽致。”
数字不重要，仕途才重要
马伯庸所写的四川彭县胥吏舞弊案件，还不简单是一种“权力寻租”，令人毛骨悚然的还有吴思曾经说过的“合法伤害权”——一个手中有权之人，在他可以做主的范围里，利用冠冕堂皇的理由给其治下的民众以伤害。想避免伤害?可以，拿钱来。
一个再小的案件，往往会牵涉各个方面的人物，因此把一个案件细细掰扯清楚，也就能呈现当时的政治运作方式和政治生态。书中写的徽州丝绢案，就是因为有一人在官府账册档案中发现了一项不公正的税收政策，在徽州府引发了一场持续将近十年的混乱。这场混乱将当地百姓、乡绅乡宦、一府六县官员、应天巡按、应天巡抚乃至户部尚书与当朝首辅都裹挟了进去。从中枢到地方、从官僚到平民的诸多利益集团各怀心思，彼此攻讦、算计、妥协。大明朝廷的决策如何出炉，地方执行如何落实，官场规则如何运作，利益集团之间如何博弈，在这个案子里都纤毫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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