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徽州府一共统辖六县：歙、黟、休宁、婺源、祁门、绩溪。其中歙县最大。一项本该由六个县一同分担的税，却由歙县单独承担多年。歙县反映问题，领导批示让调查，其他五个县能拖就拖。事件极为复杂，这里只引用其中一个细节，既可见出当时的政治生态，也可领略马伯庸细致、犀利的历史分析能力。在应天巡按批示两个月之后，绩溪县才以教谕的名义给徽州府回了一封申文，在哭诉一番之后，别有深意地加了一句：“照旧定纳，庶免小民激变之忧，官民两便。”意思是：您最好按照原来的做法征税，免得激起民变，这样官府和民众都方便。马伯庸写道，“这句话虽然谦卑，却隐隐带着威胁。反着读，意思就成了：如果您不照原样征税，恐怕会引起民变，到那个时候，可就官民两不便了。……大明地方官员一向的治政思路是以稳定为主，不出事什么都好说，至于讲不讲道理还在其次。下头老百姓们也明白这个逻辑，所以碰到什么纠纷，甭管有理没理，先闹一阵。闹成了，官
【显微镜下的大明 用“显微镜”透视大明王朝】府往往会按闹分配;闹不成，也是法不责众嘛。”所以，这篇申文根本不屑去查证什么“人丁丝绢”的技术细节，数字不重要，仕途才重要。
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
一个以虚构为业的作家，为什么突然要写这么一本非虚构的历史纪实?在该书的序言中，马伯庸说出了其中的“机缘巧合”。
2014年，马伯庸和一位喜欢明史的朋友聊天，“她讲到万历年间徽州有一桩民间税案骚乱，过程跌宕起伏，细节妙趣横生，结局发人深省”。听完讲述，马伯庸意犹未尽，去搜寻了一番资料，发现关于这桩案件的资料极为丰富，当时的一位参与者把涉案的一百多件官府文书、信札、布告、奏章、笔记等搜集到一起，编纂成了一本合集，叫作《丝绢全书》。在中国历史上，很少有一个地方性事件能够保存下来如此全面、完整的原始材料，“这桩丝绢案在《明实录》里却只有一句冷冰冰的记录，但如果把《丝绢全书》里的细节加入其中，整个事件就立刻变得鲜活起来。里面的钩心斗角，里面的人心百态，当时官场和民间的各种潜规则，简直比电视剧还精彩。我们看到的，是一个个有血有肉的人，是一篇篇生动细腻的故事。这种史学意义上的‘起死人，肉白骨’，已具备了文学上的美感。”
马伯庸迫不及待地想跟别人分享这个发现。可是对大部分人来说，阅读原始史料太过困难，无法自行提炼出故事。所以他自己动手，把这桩丝绢案整理出来，于是有了《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这篇文章最初发表于马伯庸自己的微博，“读者们的热情程度让我始料未及。我好奇地问他们，这篇文章到底什么地方最吸引人?他们纷纷表示，这些沉寂于历史中的细节太迷人了”。
此后一发不可收，马伯庸连着写了六个故事。除了前面提到的《学霸必须死——徽州丝绢案始末》《胥吏的盛宴——彭县小吏舞弊案》，《谁动了我的祖庙——杨干院律政风云》讲的是歙县一桩民间庙产争夺的案子，体现了明代司法体系在基层的奥妙运作;《笔与灰的抉择——婺源龙脉保卫战》讲的是婺源县一条龙脉引发的持续争议，反映了县级官员如何在重大议题上平衡一县之利害;《正统年间的四条冤魂》记录了四个无辜老百姓，是如何成为朝廷斗争牺牲品的;《天下透明——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讲的是大明黄册库从建立到毁灭的全过程，探讨了明代政治是如何一步步垮掉的。这些故事都是通过丰富的细节来考察某一个切片、某一个维度。细节像是一台显微镜，映现了整个大明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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