窝囊是指家庭问题，两夫妻总是互相生气。因为像我的父辈，就没有这种观念，像我老爸和我老妈，关系很紧张，到最终，当然我们做子女的说不出这个口，你们离婚吧。但实际上他们是该离婚，就是说他们虽然没离婚，但实际上跟离婚差不多，就是表面上是夫妻，实际上你看到我、我看到你都很讨厌了。但是他们没这个概念，所以他们就凑合着过，不是饥寒交迫，不是物质生活的不幸，是感情生活上。
如何应对市场改革带来的经济机会与竞争风险并存、社会保障缺失，是转型社会所有家庭面临的问题。作为工厂工人，老王的家庭面临着巨大的转型压力，这种压力因为妻子父母的“先富起来”而变得真实。如何适应新的市场经济，如何应对姐姐们留下的“相对剥夺”？这是老王家的难题，也是夫妻矛盾的焦点。
在对1990年代大连家庭的研究中，人类学家Lisa Hoffman发现很多工薪家庭在面临市场压力时，采取被她称为“一家两制”的家庭策略，兼顾“稳定与发展”：丈夫“下海”，在充满风险的市场中追求高收入和更好的职业发展机会，而妻子则在安全、稳定和体面的公职岗位上班——这些工作工资低但强度小、不用出差，能兼顾料理家事、照顾家中老小。老王家与此无异，以家庭为单位，老王去市场挣钱，方荔工作稳定以家庭为重心。这样的性别分工将家庭经济社会地位的提升主要寄托在老王身上。
我的前半生
方荔“管”老王，正是把家庭视作一个整体。这里既有之前提到的“夫妻一体”的文化预设，“管”意味着把对方当作“自己家里人”，是一种关切和在意，也是一个好妻子的责任。她希望丈夫“上进”，不满足现状，积极进取。这既符合社会对优秀男性的评价，又保持着家庭提升的希望。因此，“管”是作为妻子的方荔提升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成为改革的受益者而非淘汰者、摆脱“相对剥夺”感的手段。方荔的“管”也起到了实际成效，比如敦促丈夫考驾照、拿文凭，帮助丈夫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改善了家庭的经济条件。老王是其中最大的受益者，他对此也了然于心。
但这一过程也加剧了家庭整体利益与丈夫个人诉求的冲突，往往以“夫妻吵架”的形式表现出来。在李放看来，家庭是一个“同甘共苦”的共同体，在“夫妻一体”的前提下，争吵并不影响夫妻关系，甚至她督促丈夫的努力也只是为了实现更重要的目标而上演的艰辛。老王强调自己作为个体的权利:有自己的爱好和闲暇的权利，妻子不应该管。与妻子相比，老王更强调家庭生活的状态，期待情感上的愉悦和满足。
作为工薪阶层，他努力挣钱改善了家庭经济条件，但无望追上亲戚们“先富”的脚步。他希望满足现状，得到妻子的认可、肯定和嘘寒问暖。持续不断的争吵让他感受不到“家的温馨”，反而非常压抑。他所强调的家庭的情感意义，不仅是“同甘共苦”的共同体模式，而且包含了强调个体边界和过程体验的“相处愉快”模式。婚姻中，如果没有后者，则被他视为“窝囊”的、凑合过日子的生活，是“进步了的社会”需要摆脱的婚姻状态。
“一切都很好”
02
颜龙:“没别的，我只是想有人理解我。”
戴着黑框眼镜、黑黑壮壮的严龙40岁不到，大学毕业后，他先是在一个国有单位工作。干了几年，严龙觉得每天“看看报纸、喝喝茶”的日子太无聊，就辞职到了一家小型私企做高管，每天工作十四五个小时。他自嘲说，公司里的人都以为他是“小老板”，“没有打工的这么干的”。每天晚上九十点回家，做饭吃饭，十一点看半个钟头电视，再看会儿书，大概一两点钟睡觉，早上八点钟起来，日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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