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同纪录片《大同》：从宏大的政策叙述中进入人物的细微心理描述( 三 ) 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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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影片最大的冲突就是这一对正反命题，在这个语境之下，官民冲突演变的越来越激烈。不过关于官对民的暴力，只能在影片当中成为一种经历者的口述。毕竟，该片的叙事重心在耿彦波市长身上，大部分的专注力是在于固定人物的跟拍身上。因此，作为非虚构的创作，纪录片只能捕捉到一些滞后的，已经呈现出结果的"冲突"。民主叙事在这一层面上，是有必然缺陷的——民众的声音是局部的、片面的。因此这个影片最终结构出的叙事是一条主线领导下的多条支线辅助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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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片片名为《大同》，英文名则是"中国市长决策缺乏相关政治生态与民意反馈的考量……从上至下，政策的各个环节相互断裂。这就是一个非典型官员耿彦波身上所衍射出的政治体制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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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浩导演的个人声音在画外曾不止一次的出现，作为一个旁观者他地介入使这部影片地叙事更为丰满了。
我们首先意识到摄影机存在，也就是摄影机的叙事开始显露时，是耿彦波对摄影机的排斥。耿彦波多次拒绝摄影机的跟随与在场，一度使画面黑屏或只能远远观望。将此剪辑进影片中，是为了提示观众摄影机的存在。在电影的世界里，摄影机一旦被意识到存在，影像所塑造的幻象世界就会被打破。这种强烈的提示，让观众从理性叙事中抽离，返归到真实之中：窥视无法到底，旁观无法进入更深的事实，这才是真实世界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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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样的层面看，周浩的摄影机更像是一种"闯入"。影片所遵循的纪录片创作方法沿袭了"直接纪录片"的创作思维，但他又通过一定程度的刺激使更深层次的真实展现出来。例如周浩在广场与民众的对话、在休息室与耿彦波的对谈。透过这种轻微介入，影片不仅获得了对立双方的信任，也获得了一种对称的叙事结构。即旁观者/摄影机处在上层决策者与底层民众之间，不代表任何一种意见而只关注真实的状态。这种对称叙事的形成，虚拟得建立了一种双向沟通。不过这种双向沟通的意义只有观众能感受到，耿彦波和他的市民们是无法借助周浩完成真正意义上的沟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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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中有一位颇有素养的市民说，周浩就像文革时期来中国的那位导演——安东尼奥尼。这句话很是精准，和安氏一样，周浩闯入一个陌生环境，并架起摄影机开始凝视各种人物。尤其是他于室内面对耿彦波的时候，这种凝视更有穿透力。我们从中看到他作为一个政治领导者，左右掣肘，身处各种僵局之中时所表现出的那种笃定和抱负。在其离任的一刻，摄影机对准耿彦波那张布满纹路的脸时，快速推进之下，眼泪奔泻而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