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录片大同纪录片《大同》：从宏大的政策叙述中进入人物的细微心理描述( 二 ) 摄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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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身份的人物在一开始被并列式地依次排开，即处在一个共时空的叙事结构之中。而紧接着，不同人物相互靠近、产生矛盾；人物身份的挪移、意见的不断深入，则是一系列的事件后果。
最先介入拆迁户的空间的，是协商拆迁的某位政客，这个匆匆忙忙在场又离场的人，与正在施工的机器一样粗暴地对普通民众进行介入，这是属于从上到下的介入过程。每每当他离场之后，便留下被强制拆迁的居民于原地无所适从，独自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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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从上到下介入的模式相对应的则是从下到上的民意反馈。那些几次等在市长居所的大门口的人，则是从下向上介入政治决策的人。相应的也是，他们的在场离场也是粗率而短暂的，最后留下的则是焦头烂额的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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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叙事这些具体人物时，影片使用大量的"场景"镜头。力图塑造一种宏观的叙事，将镜头对准正在改革中的大同市，已经将这个故事引入一个不寻常的历史叙事之中。影片正是通过宏观的历史叙事进入小人物，进入单个家庭、人物的文化及其社会心理。共时空的叙事结构，作用就在于将这些小人物一开始并置于同一个时间的叙事背景之上，以描出一个千姿百态的众生群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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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片始终在场的便是"耿彦波"这个人，他即便是在镜头中缺席也存在于市民或其政治团体的话语当中。他是这场事件叙事的中轴线，是影片的主人公。这部对政策施行的具体进行细致刻画的纪录片，无疑从一开始就带有着强烈的精英史观的历史书写。耿彦波正是这场风波的中心，是大同市改革的重要轴心。这种书写有力的刻画了，耿彦波及其背后的官僚机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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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对官僚的政治思维、手段进行真实刻画的同时，影片总是在叙述完领导阶层之后，转而倾听底层民众的声音。这便是对官僚精英史观的一种反写，一种民主叙事。于是在这两种声音的交相表达之下，便形成了一对历史叙事的正反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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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耿彦波为例，当民众向其反馈房屋产权的法律问题并非是公民的个人问题，而是上几届政府的遗留问题时，耿彦波却说以前的政府糊涂事多了去了。这表示，他本人的历史虚无主义倾向。尽管大搞传统文化建设，大同却存在着文物造假之类的问题。在解决民生问题时，市长只瞻前而不顾后，面对历史遗留问题选择一刀切不予处理。在发展机遇面前，耿彦波本人将许多市民利益视作政治理想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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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公民则表现出一个意见丛立的众生相，各种意见都有。有人高调赞扬实干政治、有人直夸党和政府、也有人对大兴土木的政治行动表示反对。由于公民群体内部存在的分裂，使其面对政府时常常是柔弱的、无法正常其表达意见的。因此在立场上，公民群体时而与官僚机构对立，时而又服膺于权力的怀柔。但不管怎样，就像影片中一位公民所言，允许多种声音的出现是国家的进步。正是对这万象丛生的公民群体底层世界及其形态各异的意见的呈现，才让我们看到与耿彦波那种强烈的个人历史书写所不同的叙事反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