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哈贝马斯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不足，那就是方法论上的规范化和抽象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的突出特点是“社会批判”和“意识形态批判”的紧密结合。在这本书里，哈贝马斯掌握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批判方法。他一方面从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中提炼出一个理想的“公共领域”/“公共性”，另一方面又以这个理想范畴为规范，批判社会福利国家的公共生活方式。他强调“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意识形态因素，导致他对其现实因素的忽视或轻视，也就是说“资产阶级公共领域”的乌托邦内涵被他搁置一旁。因此，哈贝马斯的“资产阶级公共领域”概念具有很强的非历史化和理想化特征，因此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只能局限于规范层面，而未能达到预期的历史高度和社会深度。事实上，纵观哈贝马斯的整个理论体系和思想过程，这种非历史性和理想化的特征或多或少都得到了体现。这可能就是人们宁愿称他为“现代黑格尔”也不愿称他为“当代马克思”的原因。
然而，哈贝马斯在方法论上的“错误”为我们批判和运用他的理论留下了空间和便利。当代中国正处于快速转型的过程中，现代性的冲动比浪潮更强烈。政治变迁、社会变迁、文化认同危机、个体信仰矛盾，都是我们传统理论资源无法预料和难以解释和解决的。在这种情况下，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公共性”的规范批判为我们在当代中国从事社会批判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以任何方式服从他，而是他的批判精神和技巧值得学习和实施。
最后是标题翻译问题。这本书的原名叫《斯特鲁克图旺德尔·德洛芬特利希特》。问题出在“oeffentlichkeit”这个词上。目前对汉语世界的理解比较乱，可以用“公共领域”、“公共话语领域”来形容，应该翻译成“public 空 room”。事实上，这个词涉及两个不同的层面，即社会层面和意识形态层面，这与哈贝马斯的一贯思想是一致的。从意识形态层面来看，“Oeffentlichkeit”指的是一种特殊的个人和社区概念，是一种韦伯式的理想范式，兼具批判和操控功能；在社会层面，“Oeffentlichkeit”指的是介于国家和社会之间的一种话语空，起着调节和修正两者的作用。在这个空房间里，个人有一种独特的身份，既私人又公共。在这里，“公”和“私”不是完全分离的，而是高度统一的，也就是说，公正不是无私的，而是私的。按照我的理解，意识形态层面的“Oeffentlichkeit”可以翻译为“公共性”，而社会层面的“Oeffentlichkeit”应该翻译为“公共领域”。
哈贝马斯在这本书里虽然在意识形态层面上进行了意识形态批判，但他从社会变革的角度将“Oeffentlichkeit”提炼抽象为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所以我个人主张把书名翻译成“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而不是“公共性的结构转型”。这是我个人的看法。不知道能不能被大众接受。然而，根据哈贝马斯的说法，大公有私事是绝对允许的，也是绝对必要的。那么，学术隐私很可能不会被世界所容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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