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 沃兴华谈临摹与创作 临摹的进境( 二 )


另一方面是“以心正物”。陆九渊与学生有这样一段对话。伯敏云:“如何格物?”先生云:“研究物理。”伯敏云:“天下万物不胜其察,如何尽研究得?”先生云:“万物皆备于我,只要明理。”陆九渊主张的理不是外在的事物规律,而是我的心,因为“我心便是宇宙”,“尽己性则尽物之性”,学习应当“收拾精神,自作主张”。如果不能在主体方面发明本心,确立选择和取舍的标准,徒然泛观,那就无法对纷然复杂、真伪相混、精粗并存的对象进行拣择,结果只能戕害本心。陈献章说:“为学当求诸心。”又说:“学者苟不但求之书而求诸吾心,察于动静有无之机,致养其在我者,而勿以闻见乱之,去耳目支离之用,全虚圆不测之神,一开卷尽得之矣。非得之书也,得自我者也。盖以我而观书,随处得益,以书博我,则释卷而茫然。”
王阳明在“物我一致”和“以心正物”的表达上是最完美的。他在研究之初就相信朱的“师夷长技”说:“人只说事必依惠翁。你用过他说的话吗?我真的用了。早年和钱友谈做圣人,想做天下第一。现在我有安这么大的力气?因为他指的是亭子前的竹子,所以他下令去看它。钱子早晚去穷竹,心力交瘁。至于三天,他变得又累又病。一开始,他说他缺乏精力。因为他去了贫困,所以他早晚都是不讲道理的。第7天,他也患上了老四。隋祥叹道:“圣贤不行,得物无大能!”后来看了很多书,觉得“讨论虽然丰富,但不应该是按顺序提炼的,所以不应该有收入”,于是按照朱的“按顺序提炼”的阅读方法一个一个地去“网格化”,结果是“思维越来越差,但心里物理完全不一样。压抑久了,旧病复活,利委员会分圣贤。”前后两次,根据朱的说法,他都去“除掉东西”,都出了问题,而当疾病走到尽头的时候,他开始对圣人的功夫失去了希望。
失败的教训在王阳明心里留下了一个挥之不去的疑问:通过向外逐物以求其理的那套实践程序,果真能解决心与理“判若两截”的格局吗?若要实现心与理一,究竟应当在格物上做,还是应当在格心上做?设若向外穷理是唯一可行之道,那么即便格尽天下之物,然与自家身心又有何关联?如果与自家身心无关,如何能成圣人之道?
终于,在王阳明37岁的时候,隆昌悟到了他的道,猛然醒悟。“知道世界上的事情的人是没有资格的,他设置事情的功过只是在他的身上完成的。”“我只知圣贤之道,本性自足。”于是我由设物改为设心,统一了设物和设心,提出理性不是外在的,而是与心合一的,心是理性的,心外无物。其中,关于圣人之成与知识积累的关系,王阳明在《五经假说·陈武》中用了“得鱼而忘之,醪尽而去其糟粕”的比喻,指出儒家经典如“全”,圣人之学如“鱼”。五经是“圣人的学习工具”,只是工具,圣人的学习是我们想要的“鱼”,这就是目的。只要道中有悟,五经就“也配得上糟粕”。墨守成规,墨守成规,就是“寻鱼”,永远得不到。这个比喻的目的是,重要的不是五经文本写了什么,而是五经的读者能否“得其所”和“得其所心”。
根据这个道理,王阳明反对依从于他人之脚跟转的“记诵辞章之习”,特别强调自得之学,说“夫求以自得,而后可与之言学圣人之道”。他主张要“从心上说物”,格物的过程就是把本心之理通过实践赋予事物的过程,即“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最终达到“格者正也,正其不正以归于正也”。
从个案到个案的转变,标志着从客观到主观的转变。我以前记六经,现在六经记我。“一切都是为我准备的”是我内心的表征。这是一个巨大的变化。虽然没有改变什么,但是改变了看待事物的方式,所以改变了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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