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语保者的自我陈述( 二 ) 吴伟军获第二十届中国社会科

让她真正下定决心的还有一件事。当年，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一次性引进了18名博士，并且要申请博士点，无形中也给她形成了压力。怀着想要填补知识缺陷的心情，顶着外部压力，吴伟军又拾起课本，走上考博的道路。
“考博哪有那么容易呀！平时每周要上16节课，回家还要带孩子，自己复习的时间是很少的。 ”
事实如此。目标是陕西师范大学的方言学方向，一边上班，一边带孩子，一边复习，吴伟军2012年的考博计划失败了。
这次失败打破了吴伟军的“结构主义式生活” 。
幸好吴伟军是个有韧性的人。第二年报了两个学校，一个是北京师范大学，另外一个还是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成绩出得比较早，符合条件的她接到来电：“你愿不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学习？”吴伟军满心欣喜，一口答应。没想到仅隔了一周，北京师范大学也给她面试通知，思考了一下，吴伟军推掉了北京师范大学的邀请，理由是“不能失信于人” 。
2013年，吴伟军踏上前往西安的读博之路，家里的孩子才5岁，丈夫工作也繁忙，只得把父母接来帮忙照顾孩子，这几乎是吴伟军人生中最不按常规出牌的一件事。
考博不易，读博更难。到了学校之后，已经34岁的吴伟军发现，自己接受新东西的能力，已经比不上20多岁的同学，还好导师充分理解，室友也经常帮自己辅导课堂上还没消化完的知识。第二年，吴伟军面临博士论文开题，她原本报了一个自己读研时接触过的题，研究安顺屯堡、晴隆喇叭话、黔东南酸汤苗方言，但是导师认为这三者没有可以连接统筹一致的论点，遂放弃。第二次和导师商量后，两人一致决定了做“西南官话黔中片方言词汇调查研究” 。开题成功后，吴伟军便开始入手调查，调查共确定了21个点，当调查到第7个点时，又一次“不按常规出牌”的变动突然降临。
2015年，教育部、国家语委、中国语言资源保护中心在全国范围内启动“语保工程” ，开展一个名为“濒危汉语方言调查”的课题。项目负责人邢向东教授正是吴伟军的导师，抱着试一试的态度申报了“晴隆喇叭苗人话调查研究” ，没想到获得了批准。但这也意味着吴伟军正在做的“西南官话黔中片方言词汇调查研究”只能延迟。
吴伟军没想到这个阴差阳错的缘分，却开启了自己与濒危方言的深厚缘分。
闯进濒危方言的部落
这项课题太难了。
接到通知后，吴伟军马不停蹄开始行动。语保“濒危汉语方言课题”的调查需要先完成音像摄录，在此基础上再完成35万字方言志的写作，她需要到晴隆县进行为期10天的预调查。第一步是确定音像摄录的具体调查点和发音人。先前，吴伟军与晴隆县文体广局副局长张六瑜联系，详细了解喇叭苗人在县境内的分布，并在张六瑜的介绍下，选择喇叭苗最为集中的长流乡作为调查点。她搭乘县文体广局的顺风车到长流乡，到乡政府打探情况时，恰好乡里负责人都不在，只好在长流乡先暂时住下。
长流乡地势偏远，彼时并不如今天这般条件优异。吴伟军人生地不熟，住进了一家乡村旅馆。 7月，正值炎热夏季，旅馆里并没有空调电扇，甚至没有洗澡冲凉的条件，但在吴伟军看来，这些都不算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在这个乡镇里寻找合适的发音人。
所谓“发音人” ，就是用纯正方言来发说话的人。方言发音人，包括老年男性、青年男性、老年女性、青年女性各1人，不同发音人年龄阶段、任务要求都有所不同，如老年男性年龄在60岁至65岁之间，家里的父母和伴侣也说方言，自己从未离开过家乡，还必须有一定文化但学历又不能太高……找到发音人后，让他们用方言说出由调查方提供的字、词、句子等。此外还有命题讲述和多人对话，然后按较高的参数要求同步摄录保存。在长流乡党委政府的支持下，通晓全乡基本情况的乡教辅站站长刘卫华和吴伟军同行。第一趟田野调查只有10天，吴伟军初步完成了《方言调查字表》的记录，同时也调查了少量词汇，但是因为存在的客观困难，吴伟军没有找到合适发音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