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19世纪80年代前后，受洋务运动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早期维新派逐渐形成，他们在外交、经济、文化、教育、政治等方面提出一些改良主张，维新思潮崭露头角。甲午战争后，以康有为、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维新派迅速崛起。在其带动下，全国各地学会林立，报刊盛行，新式学堂不断涌现，推动了维新变法运动的高涨。

文章插图
早期维新派
19世纪70年代至90年代，随着洋务运动中各种问题的暴露和西方文化的影响，早期维新派逐渐形成。他们多由洋务派分化而来，代表人物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汤震、陈虬、陈炽、何启和胡礼垣等，其代表著作分别为《弢园文录外编》《适可斋记言记行》《筹洋议》《盛世危言》《危言》《经世博议》《庸书》《新政真诠》等。他们早年多参与洋务活动，或是洋务官员的幕僚，或是洋行买办，或是企业老板，或出国留学，或办理对外交涉，在接触和了解西方近代生产方式、科学技术、社会政治及经济制度的基础上，对洋务运动的腐败性、封建性持批评态度，对单纯以引进西方科技的洋务事业产生质疑，主张在器物层次之外的制度及文化层面更广泛地学习西方，自上而下地实行政治、经济等领域的改革，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实现国家的独立与富强。自19世纪80年代后期起，在早期维新派的带动下，变法维新渐渐汇合为一股新型的社会思潮，涉及外交、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许多方面。
【维新派的代表人物被称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维新派的代表人物有哪些】我们就从这些方面，让大家了解这个不成熟的早期维新派的思想和主张。
在外交方面
早期维新派主张抵御外侮，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独立，指陈以往签订不平等条约的危害，要求取消列强在华的片面最惠国待遇、领事裁判权、关税协议等特权。薛福成认为，清政府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中，“有视若寻常而贻患于无穷者，大要有二”：一即“一国获利，各国均沾”；一即“洋人居中国，不日中国官管理” 。’进而主张与各国修订条约，取消片面最惠国待遇，并在各口岸专设衙门，参考中西律例，审理华洋案件，以此收回领事裁判权。郑观应也认为，中国不可完全依据国际公法，在当世之时“公法仍凭虚理，强者可执其法以绳人，弱者必不可免隐忍受屈”，因此中国唯有自强，方能从国际公法中谋取应得的权益。

文章插图
陈炽
对于关税问题，陈炽强调税则为国家自主之权，不能让与他国把持，认为清政府与外国协议关税只会授人以柄，危害甚大，因而主张收回关税自主权。郑观应所持观点与此略为相近，要求将海关行政权收归中国，自总税务司以下至各税务司帮办逐步聘用华人，以此“不致阴袒西人阻挠税则，不特榷政大有裨益，而于中华政体所保全者为尤大也” 。在外交政策上，王韬、郑观应等人均主张在变法自强的基础上，联合英国、日本，抵御俄国、法国，以缓解日趋严重的边疆危机。
在经济方面
早期维新派认为外国资本主义对华进行的经济掠夺是造成中国贫弱的主要原因，因而要求改变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减少官方的垄断与控制，大力发展民族工商业，以实现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王韬强调“商富即国富”，主张应“恃商为国本”，扩大通商贸易，开采矿山，兴办保险事业，保护海外华侨等。薛福成参照西方国家的富强之道，认为“非工不足以开商之源，则工又为其基而商为其用”，进而主张优先发展以民族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郑观应在考察英、日等国的经济状况后，也阐发了类似的观点。他认为“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要求铁路、轮船、开矿、种植、纺织、制造之外的其他行业一律由民间开设，并提出创立商部和商会组织，与外国资本主义展开“商战”，用以抵制列强的政治、经济侵略，保护中国利源。

文章插图
王韬
在教育文化方面
王韬、郑观应论述颇多。王韬认为，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的改革是变法自强的两个重要环节，主张渐进改革科举取士制度，废除八股，将考试内容分成八科或十科，主要涉及传统的经世致用之学、西方自然科学、语言文字及时事政治等，分科举人；由此将科举改革纳入专门人才的培养和选拔体系，推行近代化的专业教育。在科举制度与学校教育改革的结合上，郑观应阐述得更为具体。他认为中国应变通文、武科考制度，在文、武岁科之外另立一科，专考西学。为培养近代人才，主张在各省广设西学书院，招收十五岁至二十岁的学徒，教授天文、地理、农政、格致、算术、医学、语言文字、政事律例等，以三年为期。同时，又提出仿照西方的教学模式，扩充或改革传统官学、书院，州县设文武小学，府省设中学，京师设大学。其中文科包括文学、政事、格致、工艺、语言文字、杂学（商、农、医）六科，武科包括陆军、海军二科，各分大、中、小三等，分科分班教学，三年后择优逐级升学。除此之外，他还建议增设女子学塾、禁令缠足、广派留学生、翻译西书等。

文章插图
郑观应
在政治革新方面
早期维新派介绍或宣传西方议会及民主制度，倡导自上而下的政治改良，推行君主立宪政体。马建忠在指陈西方民主制度中贿赂公行、结党营私等弊病的同时，认为西方国家实行三权分立，“权不相侵”，故“政事纲举目张，粲然可观”，且“人人有自立之权，即人人有自爱之意” 。他虽未正面提出开设议院的政治主张，但充分肯定其“下情可达”的功效，透露出对西方民权的倾慕之情。王韬介绍了西方国家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政治制度，主张实行君民共主的君主立宪政体。郑观应对西方议会政体也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主张开设议院以“通下情”，“得民心”，“张国势”，“行公法”，并认为“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希望实现君主立宪的政治制度。何启、胡礼垣则从学理上鼓吹君主立宪政体，在分析君主与人民、主体与客体间矛盾联系的基础上，批判君主专制制度，主张推行选举，设立议院。

文章插图
马建忠
甲午战争前，早期维新派通过著书立说，针对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体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改革主张，给中国的社会发展指明了新的出路，成为戊戌年间维新变法运动的思想先驱。但是，他们的维新思想依然不够成熟。他们对西方哲学、政治、经济等学说的介绍比较零乱、粗浅，缺乏系统性，更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与洋务派界限不明，虽不满君主专制制度，但极少进行正面批判；他们宣扬政治改良，但仅限于制造舆论，缺乏必要的政治实践。由此，早期维新派只能停留在一般的社会批判和舆论宣传方面，不可能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这些问题在后起的康梁维新派身上，则有一定的改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