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碗术原理【定碗术原理，北宋定窑白瓷碗值千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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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碗术的原理是在墙上刻有一道楔形的空穴，恰好把碗给“别”在了墙上 。此时，碗的状态刚好同时满足刚体平衡的两个条件：力平衡和力矩平衡 。手抓住碗是靠三角形的稳定性，即碗沿相当于一个点，底下的纸形成类似2点的托架，这种结构非常稳定，而不是微弱的平衡 。
北宋定窑白瓷碗值千万定窑是宋代五大名窑之一，是当时最有名的白瓷窑口 。定窑白瓷胎体洁白，质地坚实 。北宋定窑白瓷釉内气泡大而多，釉层在烧结过程中随器垂挂流淌，会形成泪痕 。另外，在定窑碗、盘类器物的外壁，经常可看见细密如竹丝的划痕，这些划痕是器物初步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当然在其它窑口的器物外壁也可见到旋坯痕，但不如定窑的纤细密集，此为鉴定定窑器物的一个特征 。藏品描述：白瓷残片，可以明显地看到残片上釉很薄，釉色较白，瓷胎也十分纤薄，从残存的部分可判断出原器应为一只碗，小圈足，外壁和碗底外侧釉面似乎全部腐蚀为砂石状，碗口沿内侧有一圈回字纹，内壁和内部碗底有清晰的模印花纹装饰 。口沿部分不施釉，为芒口(一般采用覆烧法烧造的瓷器，因口沿无釉，露出胎骨，称为“芒口”)，残片上还有一道明显的修补痕迹 。鉴定理由：首先，如果单看器形，这件器物残片和传世的珍品几乎一模一样，但这也是当代高仿品的厉害之处，由于采用的是从古代定窑窑址出土的老模子做胚胎，因此器形甚至模印的花纹都可以做到和真品一模一样 。鉴定这种高端的仿品有一点十分重要，那就是得了解定窑的烧制工艺，定窑的瓷器都是用快轮塑胚，然后用模子印花 。瓷胎成型后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脱模，也就是如何顺利地将扣在瓷胎上的模子取下，由于古代传统的脱模技术已经失传，现代高仿品都是在模子里撒光滑的石粉或石膏来脱模，但这种技术会带来一个后果就是瓷器进窑烧成后，仔细观察尤其用放大镜会看到釉面上分布着些微红斑痕迹，而传世的定窑真品白瓷根本没有这种红斑，因此在鉴赏时一发现红斑，哪怕是一丝也基本可以判断是仿品了 。这件残碗内壁的釉面上就有浅浅的红斑，这点不得不引起怀疑 。其次，这件高仿残片的外壁和底足釉面完全砂化，根本无法分辨出原来的釉面是否有泪痕状的流釉现象或是否有竹丝刷痕，这其实是作伪者故意想把这件瓷器做成海捞瓷的外表以遮掩定窑瓷器外壁由于成型后旋坯加工时留下的细密的竹丝刷痕 。最后，需要提醒广大瓷器收藏者的是市场上定窑瓷器还有一种伪造方法就是采用注浆法，但这样出来的花纹明显浮浅，而且显得十分规矩，毫无灵动的神韵，但这需要看很多真品后才能培养出这种敏感的辨伪“嗅觉” 。
定州红瓷花瓶价格宋人邵伯温《闻见录》中“定州红瓷”条云：“仁宗一日幸会张贵妃阁，见定州红瓷，帝坚问曰安得此物，妃以王拱宸所献为对 。帝怒曰，尝戒汝勿通臣僚馈送，不听，何也？因以所持柱斧碎之 。妃愧谢，久之乃已 。”关于定州红瓷苏东坡也有“定州花瓷琢红玉”诗句，唯定窑窑址里未见铜红釉标本，两人所记定州红瓷，是否铜红釉现尚难定，故宫博物院1950年第一次调查涧磁村窑址时，采集到的酱釉标本中有的呈现红色 。辽宁阜新县辽墓也出土有酱红色釉碗 。这类酱红色釉或酱釉中闪现红班，是铁的呈色，与宋代钧窑以铜为着色剂的钧窑紫红釉不同 。
定窑有金彩描花器，见于著录的仅有两件黑釉描金花卉纹碗 。两碗多年前流散到日本，分别收藏于箱根美术馆及大和文华馆中 。故宫博物院定窑藏品中有白釉描金彩云龙纹盘三件，惜金彩大多伤脱，但云龙纹痕则依稀可辨 。此盘当为宫廷用瓷 。定瓷描金的具体制作方法，宋人周密《志雅堂杂钞》说：“金花定碗用大蒜汁调金描画，然再入窑烧，永不得脱” 。考历代陶瓷器上的金彩大都用胶来粘结，大蒜汁虽比田较粘，但起不到粘结效果 。从传世的几件定窑金花碗上的金彩看，多数都已脱落，可见“永不复脱”的记载也是不符合事实的 。
用金彩描瓷并不限于定窑，福建建窑所产黑釉碗上也有金彩装饰，传世品中有三件，一件碗里绘建筑花卉，碗里口题有四句七言诗；一件为“寿山福海”四字，字外画双线六花瓣形开光，空间金黄色彩画兔毫纹，碗心为朵梅纹；故宫博物辽院1954年调查江西吉字永和镇宋吉州窑窑址时，曾采集到一片黑釉碗筷的残片标本，内书一“山”字，字外也有双线六瓣形开光 。由此可知福建、江西地区的黑血肉瓷器也有此种类似的装饰 。
五代越窑青瓷、宋定窑白瓷和景德镇青白瓷器都有镶金口、银口或铜口的做法，这类做法有两种用意：一种是为了表明使用者身分尊贵或显示豪华，在器物上句镶金口或银口，这一类多见之于五代宋初权贵阶层使用的瓷器 。一种是为了弥补缺欠，如定窑和景德镇青白瓷因系覆烧，器物口若悬河部无釉，用句镶口办法把漏釉部位句起来 。《吴越备史》、《宋两朝贡奉录》以及《宋会要辑稿》诸书中，在贡瓷名目里有金口、银口和金装定器等名称 。各地墓葬出土文物中，这 类镶金、银、铜墙铁壁口的瓷器实物也有发现，如浙江杭州钱氏墓出土镶金口的越窑青瓷，扬州、南京宋墓出土镶金银口的青白瓷，河北定县的静志寺与净众院两座塔基出土有镶金银口的定窑白瓷 。《吴越备史》所记之“金装定器”之金，句括金银，有广义的金属含义 。定县净众院塔出土的定窑刻花瓶，除句镶银足外还配有银质带花盖，也应属“金装定器”，即带金属装饰的定器 。吴越钱氏于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向宋进贡了“金装定器”2000件，定县静志寺塔基出土有书太平兴国二年（977年）铭文的瓷器，同时出土的镶金银口瓷器比钱氏贡宋“金装定器”早三年，句镶工艺不会有什么变化，因此可以大体得知钱氏那批贡瓷的句镶工艺的情况 。
明代陈眉公《妮古录》：“余秀州买得白定（原文误为锭）瓶，口有四纽，斜烧成仁和馆三字，字如米氏父子所书 。”故宫博物院藏品中有“仁和馆”铭文四系瓶一件，该瓶小口外撇，短颈，瓶形略如橄榄,腹部稍肥大，圈足；瓶身下半部施白釉，下半部施黑釉；瓶口亦施黑釉，颈肩之间有四系，系上部宽、下为尖形，系面印四条直纹，由颈肩部向下斜书“仁和馆”三字，字为行书体，馆字稍倾斜，书法苍劲有力 。可以确定这件瓶就是《妮古录》中所说的白定瓶 。但这件瓶不是定窑产品，无论从瓶的造形、系的式样，器身兼施黑白两种色釉，定窑都不见类似标本 。山西省博物馆藏品中有一件与此相同的四系瓶，肩下斜书“太平馆”三字，字体与书写部位如出一辙 。可以肯定两件瓶属于同一瓷窑的产品 。这两件瓶的具体烧造地点应是河北省磁县西面的彭城镇 。彭城陆续发现宋代瓷窑遗址，标本中有斜书“馆”字的这类系瓶的标本，因此可以正《妮古录》之误 。仁和馆似为宋代馆驿的名称 。宋人周淙《乾道临安志》卷二馆驿条中有“仁和馆在清湖闸之南，绍兴十九年郡守汤鹏举重建“的记载④临安府辖九县，仁和县为九县之一 。仁和馆类似今天的县招待所 。这件带铭文的四系瓶应是绍兴十九年重建，建造时间当比较早 。《乾道临安志》书后附有校勘记，有“仁和馆汤鹏举重建，原校一本无重字”⑤，可知校勘记作者曾取《乾道临安志》及《淳祜临安志》互校，无论如何，“仁和馆”款四系瓶的烧造时间最迟不应晚于是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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