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人道主义同情还推动雨果进行尖锐的社会批判 。 他把下层人民的苦难，明确归之于“法律和习俗所造成的社会压迫”，他整部小说的目的，就在于揭露这种压迫如何“人为地把人间变成地狱，并且使人类与生俱来的幸运遭受不可避免的灾祸” 。 在《悲惨世界》里，与对劳动人民深切的同情同时并存、水乳交融的是，作者对黑暗的社会现实的强烈抗议 。 在这里，雨果的人道主义思想，不仅是他同情劳动人民的出发点，也是他进行社会批判的一种尺度 。
这是高昂的民主主义激情的体现 。 谁都会注意到小说中对一八三二年人民革命运动与起义斗争的出色描写与热情歌颂 。 在整个西方文学中，我们还没有见过有什么作品象《悲惨世界》这样，对一次革命起义作过如此正面的、完整的，如此规模宏大，如此热情奔放的描述，其画面都是以壮丽的色彩、细致的笔法绘制出来的，具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女神引导着人民》那种辉煌的风格 。 作品的这一举足轻重的部分，无疑给《悲惨世界》定下了革命民主主义的基调，其中的民主主义革命思想观点，事实上也突破了人道主义的框架，弥补了作品的天真幻想的一面 。
雨果的革命民主主义激情，还鲜明地表现为对起义民众、革命人民的热情礼赞 。 在他的笔下，疲惫不堪、衣衫褴褛、遍体创伤、为正义事业而斗争的人们，是一个伟大的整体与象征：人民的象征 。 正是这一个伟大的群体，创造了一个又一个历史奇迹，推动着法国社会向前发展 。 雨果特别在这一伟大的整体中，突出了安灼拉、马白夫与伽弗洛什这三个英雄人物 。 安灼拉是坚强的共和主义者，街垒起义的组织者领导人，雨果以雅各宾专政时期的革命家圣鞠斯特为蓝本塑造了这个人物，用饱满的笔墨使他成为了十九世纪文学中一个难得的革命领袖的正面形象 。 马白夫老爹是巴黎普通人民，起义的基本群众，他最后用自己的生命保卫了革命红旗这一悲壮的场面，雨果是以庄严的颂歌的笔调写出来的，并对此发出了热情的礼赞 。 伽弗洛什，这个巴黎流浪儿童的典型，是法国文学中最生动、最有魅力的艺术形象之一，他身上凝聚着法国人民那种开朗乐天、轻松幽默的性格，还保持了儿童的天真与纯洁，他善良、慷慨，酷爱自由，在起义斗争中勇敢机智，直到最后壮烈牺牲，仍唱着幽默顽皮的歌曲 。 这三个人物是雨果心目中革命人民的象征，他塑造出他们的高大身躯，正是出于歌颂人民这一伟大群体的热情 。
这就是《悲惨世界》的四种素质、四个方面 。 就《悲惨世界》在内容上的丰富、深广与复杂而言，它无疑在雨果数量众多的文学作品中居于首位，即使是在十九世纪文学中，也只有巴尔扎克的巨著《人间喜剧》的整体可与之比美 。 对于它厚实的艺术容积，也许只有借助巨大的森林、辽阔的海洋这一类比喻，才能提供一个总体的概念 。
《悲惨世界》问世以来，已有一个多世纪，它在时间之流的大海上傲然挺立，它是不同时代、不同国度的千千万万人民，不断造访的一块艺术胜地，而且将永远是人类文学中一块不朽的胜地 。
悲惨世界是谁写的 《悲惨世界》是由法国大作家维克多·雨果在1862年所发表的一部长篇小说，涵盖了拿破仑战争和之后的十几年的时间，是十九世纪最著名的小说之一 。 故事的主线围绕主人公土伦苦刑犯冉·阿让（Jean Valjean）的个人经历，融进了法国的历史、革命、战争、道德哲学、法律、正义、宗教信仰 。
内容概括：
1802年，因偷取一块面包并数次企图越狱而被判处十九年苦役的冉·阿让结束了法国南部土伦苦役场的苦难生活 。 获释后前往指定城市的途中，疲惫困顿的冉·阿让推开了当地受人尊重的主教大人卞福汝的大门 。 好心的主教大人收留冉·阿让过夜，却不想被冉·阿让偷走银器潜逃 。 主教大人善意的谎言让冉·阿让幸免再次被捕 。 感于主教大人的恩惠，冉·阿让化名马德兰来到蒙特勒小城，从此洗心革面，重新做人 。 十年后，凭借一手办起的玻璃首饰生产工厂，冉·阿让成为一名成功的商人并当上市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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