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中的画面描绘，远远超出了表现历史背景与叙述人物故事经历的需要，雨果有意识要为后世留下史笔，他所描绘的这个世纪两大历史事件滑铁卢战役与一八三二年巴黎起义，就是极为辉煌的两例 。 更主要的是，他要在小说里写出“本世纪”的历史之流迂回曲折、起伏跌宕的巨变，并且在全部历史景象与过程的中心，安置一个触目惊心的社会现实，即下层人民悲惨的命运 。 在他看来，大革命后的半个世纪的不同阶段，下层人民的处境同样都悲惨艰难，并无变化，他以冉阿让、芳汀与珂赛特的故事说明了这一点 。 他在小说的序里就指出了“本世纪”的三个问题：“贫穷使男子潦倒，饥饿使妇女堕落，黑暗使儿童羸弱” 。 因此，可以说，作者要绘制的就是那个时代中穷人悲惨生活的画卷 。
这是一部雄浑的史诗，是一个人的史诗，但又不限于个人的意义 。 主人公冉阿让的经历具有明显的奥德修斯式的传奇性，他一生的道路是那么坎坷，他所遇到的厄运与磨难是那么严峻良知良能孟子用语 。 良知，先天具有的道德善性和认识，他的生活中充满了那么多惊险，所有这一切都不下于古代史诗《奥德修记》中主人公的历险 。 与奥德修斯的史诗不同的是，冉阿让的史诗主要是以他向资产阶级社会强加在他头上的迫害、向不断威胁他的资产阶级法律作斗争为内容的 。 正因为冉阿让要对付的是庞大的压在头上的社会机器与编织得非常严密的法律之网，雨果要使这个人物的斗争史诗能够进行下去，就必须赋予他以惊人的刚毅、非凡的体力、罕见的勇敢机智 。 冉阿让得到了所有这一切，他近乎神奇的本领使他一次又一次战胜了对他的迫害 。 不仅如此，他还被作者赋予现代文明社会的活动能力，他从事工业，有所发明创造，一度成为了一个治理有方、改变了一个小城整个面貌的行政长官 。 雨果笔下的这个人物几乎具有了各种非凡的活力，他是一个浪漫主义色彩浓厚的传奇性的主人公 。
这个人物的浪漫主义色彩，更重要是表现在他的道德精神方面，他的精神历程也象史诗一样可歌可泣 。 他本是一个本性善良的劳动者，社会的残害、法律的惩罚、现实的冷酷使他“逐渐成了猛兽”，盲目向社会进行报复，以致犯下了真正使他终身悔恨的错事，而这种悔恨却又导致一种更深刻的觉悟，成为他精神发展的起点，促使他的精神人格上升到了崇高的境界 。 正象他在传奇般的经历中要克服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险阻一样，他在精神历程中也要绕过、战胜种种为我的利己主义的暗礁，才能达到他那种不平凡的精神高度，才能有他那种种舍己为人、自我牺牲的义举，而且，这种暗礁往往比现实生活中的险阻更难于超越，需要有更大的勇气与坚毅 。
冉阿让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 。 从出身、经历、品德、习性各方面来说，他都是一个劳动者 。 他体现了劳动人民各种优秀的品质，他是被压迫、被损害、被侮辱的劳苦人民的代表 。 他的全部经历与命运，都具有一种崇高的悲怆性，这种有社会代表意义的悲怆性，使得《悲惨世界》成为劳苦大众在黑暗社会里挣扎与奋斗的悲怆的史诗 。
这是一种浩博精神的结晶，人道主义精神的结晶 。 雨果不是出身于劳动人民，是什么思想促使他去写这样一部讲述下层人民苦难的巨著、用小说全部的形象力量来提出劳苦人民的悲怆命运问题？这就是人道主义的思想 。
一八○一年，一个名叫彼埃尔·莫的贫苦农民，因为偷了一块面包就被判处了五年劳役，出狱后又在就业中屡遭拒绝 。 这件事引起了雨果的同情，使他产生了写《悲惨世界》的意图 。 他把这个事件作为小说主人公冉阿让的故事蓝本，并让冉阿让终生遭到法律的迫害，以此构成小说的主要线索与内容，此外，他又以芳汀、珂赛特、商马第等其他社会下层人物的不幸与苦难作为补充，在小说里倾注了他真诚的人道主义同情 。 他这种同情无处不在，无处不有，它是那么渗透弥漫在整个悲惨世界里，似乎包容了一切，不能不使人有一种浩博之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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