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间离作为“非里士多德戏剧”中的一个基本原则，其针锋相对的是存在于传统戏剧中的“感情共鸣”原则 。 布莱希特将感情共鸣原则的源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对悲剧功能的论述：由对一定长度的人物动作的摹仿所引起的怜悯与恐惧来达到的情感的陶冶 。 这种情感陶冶正是通过观众与演员的感情共鸣来实现的 。 在布莱希特看来，感情共鸣的原则并非仅局限于悲剧这种特定的艺术表现形式，而是在所有遵循传统美学原则的艺术领域起作用，是传统美学的一根最基本的支柱 。 他引证黑格尔的观点认为：“人类具有一种能力，在虚构的现实面前能够产生和在现实面前同样的感情 。 ”[3]（P. 60）这就意味着，在传统美学的领地里，“艺术为了做到激发人的一定感情和一定的经验，它无需创造出一个符合实际世界的图像和再现准确的人与人之间的各种事件，它可以用残缺不全的欺骗性的老一套的各式各样的世界图像来达到它的效果 。 ”[3]（P. 59）这就是遵循感情共鸣原则所带来的直接后果，它与布莱希特主张确立的科学认识论的理想直接相悖 。 所以布莱希特必须拆毁感情共鸣这根支柱，让传统美学迅速瓦解，而符合他科学认识论理想的新美学将根据间离的原则得以建立 。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布莱希特力主攻击的陈旧但是却占统治地位的美学，实际上特指的是在他那个时代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主流美学和其被充分市场化的媚俗形态 。 布莱希特以亚里士多德的美学传统为其对立面命名，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这种资产阶级美学发挥作用的核心手段——感情共鸣源自亚里士多德理论，另一方面更出于一种借力打力，宣讲他的新美学的现实策略——利用亚里士多德理论强大的影响力来提升自己理论的受关注程度 。 事实上，基于他本人的辩证唯物史观，布莱希特并不绝然反对亚里士多德建构的美学原则，他至少认为这种美学理论在从亚里士多德时代开始的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的前科学时代，是有其存在的合理性的 。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不应当将布莱希特理论与亚里士多德理论绝对对立起来 。 就间离原则而言，也不是每时每刻都与感情共鸣原则水火不融 。 事实上布莱希特的创作和舞台实践中从未彻底排除过情感共鸣 。 其实他清醒的意识到情感共鸣是无法彻底排除的，但就表演而言，演员不能以达到与角色情感共鸣为满足，舞台演出亦不能以激发观众的情感共鸣为宗旨，而是应该迅速采用间离手法，从情感共鸣的状态中超越出来 。 正是从这个意义说，布莱希特以间离为核心的戏剧观是对亚里士多德以情感共鸣为核心的戏剧观的超越，而不是王晓华所认为的是亚里士多德观剧观的逻辑反题 。 此外，由于亚里士多德的戏剧思想是古希腊悲剧作品作为其论述范例的，狭义看这确实是一种悲剧理论，但是它在欧洲两千多年的文化艺术发展历程中，早已超越了悲剧这一特定的悲剧体裁，成为一种沉入文化血脉的美学传统 。 因此，布莱希特理论对亚里士多德理论的超越是一种在美学传统上的艰难超越，而不应据其“反”或“非”亚里士多德的命名，即想当然的认定间离理论仅仅是一种喜剧理论，虽然间离理论确实有着不容置疑的喜剧渊源 。 埃里克·本特利、汉斯·考夫曼以及王晓华[7]等论者正是循着这种简陋的逻辑公式为布莱希特的间离理论定性为一种喜剧理论，并以此来限定间离理论的有效作用范围，从而忽略了其对现代戏剧仍至整个现代艺术发展的开拓作用和普遍的启示意义 。
第三，间离或陌生化其实就是历史化 。 “历史化”作为一个关键词，在布莱希特戏剧理论表述中是值得人们格外关注的 。 他曾将其作为一个重要的技巧，在谈及表演问题时专门阐述过：“演员必须把事件当成历史事件来表演 。 历史事件是只出现一次的、暂时的、同特定的时代相联系的事件 。 人物的举止行为在这里不是单纯人性的、一成不变的，它肯有特定的特殊性，它具有被历史过程所超越和可以超越的因素，它是屈服于从下一时代的立场出发所做的批判的 。 不断的发展能够使我们对前人的举止行为越来越感到陌生 。 ”[3]（P. 213）从这段引文和前文所征引的《论实验戏剧》一文中的相关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布莱希特是将历史化和间离的内涵视为同一的 。 但是间离与历史化的同一性问题却并未引起多少论者的足够重视 。 现以在国内产生深远影响的几篇专门谈及间离问题的译文为例：莱因霍尔德·格里姆的《陌生化——关于一个概念的本质与起源的几点见解》，是专门论及间离理论的权威论文，其中并未涉及历史化问题；约翰·魏勒特的《关于布莱希特史诗剧的理论问题》是一篇较为全面论述布莱希特戏剧思想的论文，作者在文中引入了一个史诗化的概念，并将其与间离并列作为布莱希特新型戏剧的主要创作方法，这显然是对布莱希特历史化概念的误读 。 此外如埃里克·本特利的《论布莱希特的戏剧创作》和汉斯·考夫曼的《寓意剧、喜剧、陌生化》等文在专门谈及间离部分均未涉及历史化问题 。 在国内研究者的有关论文中谈及间离问题时涉及历史化的也不多见，不过有两篇还是值得注意的 。 其一为丁扬忠的《布莱希特论戏剧·译序》，作者在专门介绍了陌生化效果之后，便开始介绍历史化问题，指出“布莱希特认为‘历史化’是他的表演方法的决定性技巧 。 ”[3]（P. 7）这句话本身并无不妥，但联系上下文的论述语境，我们不难看出他显然将历史化与陌生化并列了起来，成为布莱希特戏剧思想的另一个闪光点 。 另一篇是孙君华的《试论布莱希特的陌生化效果》，文章虽然谈到“历史化的内涵就是陌生化”，但重点表述的却是“历史化是叙事剧创作的另一种陌生化效果艺术手法 。 ”[4]（P. 112）也就是说，作者不过是将历史化置于间离的外延层面，将其看作是在剧作层面实现陌生化的种种方法中的一种而已，除此之外，他还介绍了寓意、叙述等手法与其并列 。 由此可见，他仍未认识到布莱希特间离理论与历史化之间所存在的同一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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