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历史冷知识_3

2021-12-17

北京皇城的正南门在清代的时候叫做“大清门”，民国成立之初，大家伙商议着要把门上的石匾换成“中华门”，但当时时间比较赶，找不到什么上好的石料，于是决定就把原来那块石匾翻过来，在背面写上“中华门”，当作正面。谁知翻过来后，一看，背面赫然写着：“大明门” 。历史是一道轮回。
民国工资最高的人，既不是老蒋，也不是老蒋他老婆，而是胡适。在任驻美大使期间，胡适凭借1000元基本工资加400元加班补贴成为真正的打工皇帝——而当时政府里最高级别的“特任一级”也就800元工资，老蒋就是拿800块工资的。可是胡适一点儿也不富有，反而因为打麻将经常输钱而穷困潦倒。对了，因为打麻将老是打输，他曾经一本正经地认为麻将里有鬼···
有个军阀，喜欢种树。他怕农民砍树，下一道禁令。这个禁令不是一份文件，而是一首诗：老冯驻徐州，大树绿油油。谁砍我的树，我砍谁的头。这个军阀叫冯玉祥。
京剧名伶谭鑫培风靡北京城，各大学多有好之者。某日，北大课间休息，教师们闲话谭鑫培之《秦琼卖马》，胡适插话道：“京剧太落伍，甩一根鞭子就算是马，用两把旗子就算是车，应该用真车真马才对！”在场者静听高论，无人作声。黄侃却立身而起说：“适之，适之，唱武松打虎怎么办？”一时为之哄堂。
郭沫若和郁达夫编辑《创造》季刊，销路不好。他们去问时，书店老板很冷淡地答复他们：“两千本书只销掉一千五。”他们两人很伤感，立刻跑到街上喝酒，连饮三家酒店，但还没大醉。走在上海平滑如砥的静安寺路上，时有兜风汽车飞驰而过，郁达夫突然跑向街中间，向着一辆飞弛的汽车，以手指作手枪状，大呼道：“我要枪毙你们这些资本家。”郭沫若则伤心两人是“孤竹君之二子” 。
现代出版家、商务印书馆总经理王云五某次到北京时，各大学争相举行欢迎会，并请他演讲自己苦学的过程。一日讲毕，有位学生站起来说：“先生的学问，当然国内外共知。但非洲某一座大山，《王云五大辞典》中注称在美洲。我们开始以为是误字，可是至今书已出了四十几版，仍未见更正，后来才明白原来是先生大力，将那座山由非洲移到美洲了。”语毕全场哄堂大笑。
北洋系军阀王怀庆有个外号叫“马桶将军”，日常生活中，他基本上就跟马桶形影不离。更夸张的是，他在北京豪华公馆内设置了一个办公室厕所。厕所有两大间，中间设有“大便椅”，下铺细净炉灰，前设办公桌，陈列办公文具。王怀庆常常在便椅上一坐数小时，召集属下，处理公务。有人说，王怀庆没有枪可以，没有马桶不行。他专门有一具漆红烫金的马桶，上面写着斗大的“王”字。行军打仗，他得有一个班左右的人抬着马桶随行。进攻的时候，他的士兵打着上书“王”字的大旗往上冲，他就坐在写着“王”字的马桶上督战。
我们知道全球按地理划分为24个时区，而中国幅员辽阔，占到了5个时区，只是为了方便，统一使用东八区的时间。但在民国的时候，中国还是使用不统一的五个时区的。而且还给五个时区分别进行了地理命名：中原时区、长白时区、陇蜀时区、新藏时区和昆仑时区。
傅斯年的侄子傅乐成爱上了一位女士，他费尽心机却难获芳心。有一次，殷海光在傅的宿舍聊天，这位女士也在场，深为殷的风采和口才倾倒。殷走后，这位女士说：“假如你有殷先生那样的学问，我一定嫁给你！”傅乐成深受刺激，遂埋头学问。虽然这位女士最终没有嫁给他，他却写出了一部《中国通史》，成为一位杰出的史学家。
在清华时，梁实秋被同学认为“不太问时事”，但他对清华对中文的轻视极为不满。清华当时上午用英文授课，下午用中文授课，极不重视中文课，不尊重中文教师，“这在学生的心理上有不寻常的影响，一方面使学生蔑视本国的文化，崇拜外人，另一方面激起反感，对于外人偏偏不肯低头。”梁实秋的反应属于后者，“我下午上课从来不和先生捣乱，上午在课堂里就常不驯顺。而且我一想起母校，我就不能不联想起庚子赔款、义和团、吃教的洋人、昏聩的官吏……这一连串的联想使我惭愧愤怒。”
郭沫若指责林语堂“叫青年读古书，而他自己却连《易经》也看不懂。非但中文不好，连他的英文也不见得好” 。林反驳说：“我的英语好不好，得让英国人或美国人，总之是懂英语的人去批评。你郭沫若没有资格批评我的英语。至于《易经》，郭沫若也是读的，我林语堂也是读的。我林语堂读了不敢说懂，郭沫若读了却偏说懂，我与他的区别就在这里。”
关于民国时期的中国足球。现在的中国足球，一直是我们所有国人的剜心之痛，体育领域中的一个“扶不起来的刘阿斗” 。然而，可能很少有人知道，民国时候我们的中国足球是亚洲第一强队。当时的中国国家队，从1915年到1934年，连续9次获得了远东运动会足球冠军。现在我们足球国家队恐韩恐日，反观民国时的国家队，无论是主场还是客场对抗日本队，都把他们踢得稀里哗啦，特令当时的国人骄傲。更让国人傲娇的是，那个时候中国也有个世界级的球王李惠堂。
晚年章太炎脾气更大，不易相处。可还是有几个后生逮住个机会去拜会他老人家。老人家那天心情颇好，居然接见了。后生们变着法儿诱使他对当世名人们品头论足。谈到康有为、梁启超时，章太炎很不以为然，说：“康、梁。康，这不必谈；梁，后来变了节。他佛学倒不坏，但究竟改节的……”后生问：“先生对于胡适之怎样看？”“哈哈，”他大笑起来，“哲学，胡适之也配谈么？康、梁多少有些'根' 。胡适之，他连'根'都没有。”还有人问起当世红人辜鸿铭。章太炎摆摆手，说：“辜汤生，英文，他好，国学他根本不……”
陈散原被誉为中国诗坛近五百年来之第一人，然不辨菽麦。民国二十二三年，陈一次谒中山陵后，见道旁秧田成簇，丰腴翠美，不由赞叹道：“南京真是好地方，连韭菜也长得这样齐整！”
徐志摩对鸦片与麻将有过一番妙论。陈定山的《春申旧闻》中记载，徐志摩有一套哲学，是说：男女之间的情和爱是有区别的，丈夫绝对不能干涉妻子交朋友，何况鸦片烟榻，看似接近，只能谈情，不能爱，所以男女之间最规矩最清白的是烟榻；最暧昧最嘈杂的是打牌。
苏曼殊在长沙任实业学堂舍监，常被学生侮弄。他常背人兀坐，歌哭无常。见人时，目光炯炯直视，数分钟不转瞬，人称他为“苏神经” 。他饮食无常度，有时兼人之量，有时数日不食，尤其喜欢巧克力和雪茄烟，曾经把自己的金牙敲下来换糖吃，因此得了个“糖僧”的绰号。
苏曼殊屡犯偷盗戒。1903年《国民日报》停刊后，苏曼殊欲投奔香港陈少白，无奈陈独秀、章士钊等朋友留他，自己又没路费，于是他用了个“调虎离山”之计，支开朋友，偷了章士钊30元钱卷铺盖远走香港。
1926年到1927年间，梁漱溟在北京西郊大有庄租了几间平房，和熊十力以及十几个青年学生同住一起。当时梁、熊两人都没有固定收入，靠发表文章、出版书的稿费维持十几个人的简单生活，大家基本上都跟梁一起吃素，可是熊十力爱吃肉，学生薄蓬山管理伙食。有一天，熊十力问薄：“给我买了多少肉？”“半斤。”当时是十六两一斤，熊十力一听是半斤，骂薄：“王八蛋！给我买那么点儿！”过了两三天，熊十力又问：“今天给我买了多少肉？”“今天买了八两。”熊十力一听高兴得哈哈大笑说：“这还差不多！”此事在学生中间传为笑话。
一次孙中山让宋教仁接济苏曼殊200大洋，困苦的曼殊接钱后狂喜，遂广发请柬，大宴宾朋，孙、宋亦在被请之列，接帖时，两人对视，哭笑不得。
李叔同的一位友人在李未剃度时曾对他说：“曼殊一出家，你们这些开伤感主义风气之先的文人就更认定人生是悲剧，是苦空无常。”由此可见，李叔同的出家是受苏曼殊影响的。1918年6月，在苏曼殊死后的第十七天，有“浪漫艺术家”之称的李叔同自称“尘缘已尽”，在杭州虎跑寺削发为僧。后以他的杰出才华使失传多年的南山律宗再度兴起，被尊为第十一代世祖，号弘一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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