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司翰在看守所给父母写了一封信:“想我的时候看看天空，也许我也在看。”照片由受访者提供
刚接到判决，李荣惠的姐姐们担心她得抑郁症，每天轮流守着她。五姐总是开导她，“昊儿幸好还捡到一条命，判就判了。”她不能接受。
早年，丈夫在开阳县工作，她经常不在家。她忙于工作，但从未想过让祖母或姑姑照顾她，或带陈司翰一起去办公室，或牺牲更多的休息时间来照顾陈司翰。她认为这是她作为母亲的职责。陈司翰调到瓮安后，她每天晚上都给他打电话，了解他的日常生活和学习情况。她觉得作为一个家长，她已经做了所有她应该做好的教育，但是没有人告诉她如果孩子在学校被欺负怎么办。
后来，李荣惠和五姐开车回瓮安，到陈泗翰的二伯家取同学们给他写的联名求情信。她们目睹了另一起校园暴力，“就在旁边一个小巷子里，几十个学生围着一个孩子打，还有这么长的西瓜刀，他们就你一脚我一脚地踹，那个小孩脸上都是血。”两个人在车里哭成一团，五姐把车开到二伯家楼下，让李荣惠赶紧进楼再报警。她们想到陈泗翰，那天是不是也被这么多人围着打？
第五个姐姐说:“就是从那天开始，姐姐想通了。至少我儿子还活着。”
李荣惠庆幸儿子还活着，可不该儿子背的罪，她不希望就此留在儿子档案里。李荣惠找了几十个律师，都跟她说八年判得过重，却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案子。申诉材料寄到黔南州检察院，几年下来，光打印费就花了上千元。始终没有回音。
唯一一次，州检察院给她打电话，“李荣辉，把你的材料拿回来”。当她到达新建成的大楼时，地板很亮，可以反映出这个数字。她从值班的小女孩手里接过材料，下到大厅时，忍不住蹲在地上哭了起来。那一次，李荣辉真的很想放弃。但哭过之后，我想起了在少年犯管教所的儿子。“我们都放弃了，没有人帮助他。”
少管所里的优等生
陈司翰说他不记得李明明的样子了。被打那天，他总是低着头，避免看他们。第二天，我从手术中醒来，得知了李明明的死讯。他在病床上哭了。他说不出当时的感受，这是极其复杂的。他既害怕又难过。他对李明明感到内疚，不敢相信自己从此“手上沾满了鲜血”。
过去的十五年，他都是最循规蹈矩的那类孩子。在少管所，父母、代理律师都问过他，未来有什么计划？他说想继续读书。案子进展不乐观时，他一开口还是说想读书。父母、律师都感慨过，“孩子是不是被关傻了？”
对他来说，这是他最熟悉的事情，也是确定自己还是以前的样子的方式。
2017年8月，陈泗翰的同学第一次到少管所看他，他们刚高考完，陆续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李荣惠带了三个同学进去，她记得陈泗翰那天很开心，一直在笑。月底的亲情电话，陈泗翰第一次主动让她寄课外书过去。也是在那一年，陈泗翰让家人给他寄了一把吉他。
当他下班回来时，只要他有时间，陈司翰就练习握钢琴。有时候，监狱里有二三十个孩子在说话、打架。他听不清楚钢琴的声音，但只要他触摸琴弦，他就会感到平静和满足。娱乐时间过去后，吉他被拿了回来，于是他把书捞出来看了看。音乐和书籍为他建造了一个避难所。
洪其俊跟陈泗翰有一些共同爱好，比如练字，有空闲的时间，可以拿笔写字时，两个人并排坐在书桌前临摹字帖。还有唱歌和弹吉他，他们自己看教材，摸索着练习和弦。
在进入少管所之前，洪在班里的成绩勉强达到中等水平。当他晚上和陈司翰一起值班时，他总是看见陈司翰拿着一本书。当他值班一小时时，陈司翰可以读一小时。他试着读了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这是一本陈司翰非常喜欢的书。他提过几次。“我第一次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意思。看了很久好像还可以。”洪看了很久，但他似乎没有看到最后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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