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牧 杨牧:这次风中的等待将是风中最后的等待( 二 )


花莲的乡下很少有人家里订报,每个周五放学后,杨牧都要专门去买一份报纸,风雨无阻,因为报纸上面每周有一期诗刊,他读别人的诗,而他自己也写诗寄投。久而久之,这位花莲少年已然被别人记住。
终于有一天,杨牧得以亲见诗刊的主编和他心仪的诗人,在与他们一起的集会上,听他们谈论什么是诗,在那里,他意识到诗人的朴素,他们不拘泥于某个人群、某个职业,他们热爱诗,并从中得到了精神的安置之地,以及与生活中的苦难与快乐和解的方式。“诗除了提示自由,恐怕也是一种令人畏惧不能割舍的偏方,可以治疗灵魂的创伤、沮丧,和肉体的风寒;诗可能就是那么单纯,也提供人性的温暖。”杨牧在《奇来前书》中写道。
诗的功用与灵魂有关,诗之于人有特别的意义。杨牧打破了自然、人世以及莫名的一种力量之间的壁垒,诗文低沉,不见轻浮的应和,优美的文字之中是他试图严肃讲明的道理。有一年冬春之际,杨牧独自驱车穿越北美一山地,彼时寒气浓浓,白雪皑皑,迎面雾气扑来,只能将车暂停路边。“前临断崖,瞬息之间白茫茫一片,谷底森林尽陷雪中。我自忖此刻独自一人,果然谁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谁也找不到我了,在雪花六出飘舞的异域荒山:完全自由,完全独立。”
在杨牧那里,诗忠于心,忠于诗人的所感所思,忠于最真实的每一瞬间。置身北美的那片山地雪景中,杨牧感到,“许多古典诗赋的形象和节奏不断涌向心头,须臾又仿佛天籁贲起,化为长歌,绵亘纳入无垠时空之外,提醒我须赶快准确诚实地索引,使用,赞颂。然而我还是决定,这一刻的体验悉归我自己,我必须沉默向灵魂深处探索,必须拒斥任何外力的干扰,在这最真实、震撼、孤独的一刻,谁也找不到我。”
爱若是蜉蝣短暂,恨何尝不是
诗歌只是杨牧文学生活的一部分,他还是一位翻译者,一位比较文学学者。1960年代,杨牧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师从文学大家陈世骧。杨牧在他的另一部文学自传《奇来后书》中回忆,每当想起伯克利,“脑海里浮现的总是图书馆和校园外围街衢转折就能看见的一些新旧书店”。东方学的图书馆中,他有一个固定座位,在大厅东边的窗下,抬眼即可见英文系大楼,以及远处的钟楼。
“早上坐在那里,凉凉的阳光投射到翻开的书上,觉得特别明亮,时间就这样无声推移向前,不留任何痕迹——或许因为我无心去注意它的脚步,就以为没有痕迹。”杨牧写道。他常常在图书馆里一坐就是一天,阅读东西方的典籍,阅读李健吾、梁宗岱、戴望舒、钱钟书,阅读叶慈、艾略特。
在聂华苓的推荐下,杨牧参与了在香港出版的《美国现代七大小说家》的翻译。那年暑假他就住在伯克利,每天的工作就是把严谨的学术论文翻译成中文,没有经验,也没有参考书。一同参与这项翻译工作的还有张爱玲。杨牧称赞张爱玲翻译的序文“文笔精锐,剑及履及”,而张爱玲也惊讶于杨牧“原来还是一个刚起步的研究生”。
其实,早在赴美读书之前,杨牧便曾悄悄地翻译济慈的长诗《恩迪密昂》。他形容那是一次颇具野心的计划,一位正在读大学三年级的学生,没有告诉任何人,自己动手翻译这首全长超过4000行的艰深长诗。1000余行之后,杨牧的翻译中断了。济慈因为这首诗遭到了批评和攻击,而彼时青涩的年轻翻译者则在济慈的明亮、纯净和繁美之中陷入惘然。
1960年代的美国属于思潮和运动,女性争取她们的权力,嬉皮士则用音乐表达身体和意志的自由。就在这样的环境中,杨牧和他的同学课后常到图书馆看报,以期了解来到大洋彼岸的消息。在杨牧看来,那个年代的种种,失望且悲伤,庄严而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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