璞玉的世界 曹蓉︱对联的世界：《中麓山人拙对》与《翰墨缘》( 二 )
不过相比书中收录哪些对联，更值得注意的是此书的性质，《拙对》附刻李思禄跋云：
.....或用它作表判，或揭露它为徽族，既教童子知律动，又使儒生触诗。他刻的书，或不刻供日常使用，这不是它的比例，观者预计在予言但在它。
由此可知，这些对联的写作，并非仅仅出于个人的趣味，而是要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其曰“日用”，申明了此书的实用价值，包含四个方面：用作“表判”装饰门庭、启发声律、触类诗文。这里面，发蒙的对象是儿童；诗文、表、判，适用于有志科考的儒生；装饰的范围则更广，可以是任何想要自我表达的人家，甚至商铺。
因此可见，《拙对》设定的读者，并无特定的人群偏好。在最好的情况下，凡是书籍所能到达之处，识字的人群皆可取用。在移用的过程中，书中上下成对的联语，也将移动位置，转成现实中的“并驾齐驱”的对联。由此可见，《卓兑》中设定的读者并没有特定的人群偏好。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要书籍可以到达，有文化的人就可以使用它们。在转移的过程中，书中成双成对的对联也会移入现实中彼此步调一致的对联。
二
李开先的《拙对》一经刊行，便受到了极大的欢迎，显然符合了广大读者的期待。嘉靖三十八年，续集《中麓山人续对》又再梓行，其序略云：
被世人误以为刻了很久。它是一个后探索者，当你分散做的时候，它有时会发生。
这段序言说明了续集写作的缘由：因为索求不断，自己也时有创作，才有了续集的诞生。今日看来，这里面肯定有托辞的成分，因为作者的心中不会没有“观众”的概念。即使写作本身是个人的行为，但是结集成书、再行刊刻，不能直说没有市场的驱动。作为戏曲书出版行家的李开先，更是应当了解个中的道理。
在《续对》中，使用的对联数量大大增加，分类也更加详细。以树叶为单位，是新建园亭的作者，占据了几片树叶，如《高近山亭》，至今仍属于对联的范围；给人几片叶子，如《赠于雪》:“休息为宜，终日必穷；游手好闲的何姨，晚年不必轻佻，这是一种新的类型；此外，《春帖》还有三片叶子，在第一辑中从来都不是一个独立的类别。
这些变动，反映着读者需求的变化。赠人的对联及春联，成为市场新兴的需求。不仅数量有所增加，内容有所拓宽，更有了便于检索的独立类目。可见这些对联，已经很好地为人接受，并且进入了日常交往的领域。
如果把卓兑和徐兑放在更广阔的出版环境中，我们会发现这两本书的出版具有普遍意义。从明朝中期开始，类似的书籍出版并不少见。并呈现出互相竞争的局面，如附刻陈院长后记云:
近世坊间，所刻对句不下数十种，往往皆以巧名，彼岂不自知其弗巧耶？然而必以巧名者，欲其易售也。
这种趋势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查阅明代中后期的同类书籍，《云贵堂公诗名篇集》等诗词楹联选本，以及《齐居廉翠》《金圣桥联》《玉堂桥堆》等楹联的编纂，都是这种风的延续——这本书里有不少令人眼花缭乱的书名，如刘启华的《精刻云窗·天下华丽锦·百桥联》系列，通过铺陈，
与此并行，个人联稿的刊行亦未停止。天启六年，乔应甲刻《半九亭集》，收录偶句五千余；崇祯四年，林兆恩刻《林子全集》收入《林子联语》，其内容出入联语、清言、警句之间；至于李渔刊行《笠翁文集》，设“对联”门，其中收录的联语，基本已尽是应用对联的内容了。
还有一类值得注意的书籍，即日文书籍。同时，这些书中还有单独的、分类的连词。以余象斗的《三国志·四民注新刻本》为例，“李思门”由“各色杂会”组成，分为“学会”和“邓柯会”。这时，邓柯的丛联和一般的学习对也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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